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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網上圖片
孫存准
作為中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和維新運動重要理論家的嚴復，對近代中國思想界的影響不可謂不大，正如梁啟超所說：「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關係者，嚴復其首也。」
光緒三年(1877年)，嚴復被派往英國留學，入格林尼茨海軍大學。他十分用功地研究了西洋政治制度和學術思想，還時常與思想頗為「激進」的清政府駐英國大使郭嵩燾討論中西學術和政治制度的異同。光緒五年（1879年），他畢業回國，任福州船政學堂教習。此時，與他一樣留學英國的伊藤博文在日本推行明治維新，變法圖強，日本迅速步入「西化」。
嚴復對此觸動很大，就立志「學以致用」：他以資產階級經典理論作武器，宣傳西方自由思想，翻譯了《天演論》，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進化論觀點，來激發國人救亡圖存和「自強保種」；他在天津《直報》上連續發表了五篇政論文章，宣揚「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理論，大聲疾呼：「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
他極力推重西學，大力提倡「西學格致」，指出對於救亡來說，程朱之學「無實」，「徒多偽道」，陸王之學「師心自用」，其他考據、辭章「無用」。他還猛烈攻擊君主專制，他認為「自秦而來，為中國之君者」，皆「最能欺奪者」，「所謂大盜竊國者」。他又說「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彼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由此，他提出用自由平等來代替封建思想和專制政治，並倡導「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同時，他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彙編》，積極培養維新人才，直接參與維新運動，一時忙得不亦樂乎。
然而，嚴復的努力卻無疾而終，特別是甲午海戰的慘痛失敗和戊戌變法的曇花一現，使這位喝過「洋墨水」思想家、維新派「幡然醒悟」：原來好端端的「西學」在中國卻行不通，中國希望還在中國傳統文化。於是，四次科舉都落榜的嚴復，又重拾孔孟之道，再舉程朱之學，徹底回歸中國傳統文化。他甚至忘了以前大力鼓吹的「西學格致」，猛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不僅否定先前自己倡導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甚至斷定：「以今日民智未開之中國，而欲效泰西君民並主之美治，是大亂之道也。」他覺得，「大亂之道」絕不可行，還是咱們自家的「兩千年之政皆秦政」穩妥可靠。之後，嚴復「急流勇退」，主張改良，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後，他提倡尊孔讀徑，1913年參與發起「孔教會」，1915年，袁世凱籌劃復辟稱帝，授意楊度組織「籌安會」，嚴復竟為發起人之一，徹底淪為復辟封建帝制的鼓吹者和踐行者。「五四」時期，他又反對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甚至認為孫中山提倡的民族主義屬於宗法社會的產物，會導使中國社會停滯不前。
就這樣，同是一個嚴復，先是豪情萬丈地放言並身體力行「西學格致」，而後卻像患上遺忘症似的高談闊論什麼「大亂之道」，先崇「洋」而後復「古」。一前一後，判若雲泥，著實讓人有些「看不懂」。其實，這實在怪不得學貫中西的嚴老夫子，因為他倡導並親身躬行的「西學格致」不僅在中國「水土不服」，而且還被中國傳統的東西「染黑」了。正如後來的魯迅所說：「可憐外國事物，一到中國，便如落在染缸似的，無不失了顏色。」
當然，嚴復沒有看到問題的癥結是出自「染缸」，所以，他並不怪罪於「染缸」，相反，卻問罪於「西學」。由此，他絕望於「西學」而重新寄厚望於中國傳統文化就並不奇怪了。
這是嚴復的不幸，更是國家和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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