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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存准
讀過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裡，變法不斷，但最成功的一次變法當屬商鞅變法了。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正式實行變法，公元前３５０年，商鞅又推行第二次變法。兩次變法的主要內容是：「開阡陌廢井田」，承認土地私有；廢除「世卿世祿」制度，按軍功大小授予爵位；廢除封分制，建立縣制；「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平斗桶、權衡、丈尺」，統一度量衡。
商鞅變法以「主以尊安，國以富強」為目的，效果非常顯著，即使前338年，秦孝公去世，惠文王即位，商鞅遭車裂而死，但商鞅推行的新法令歷經孝公、惠文、武、昭襄、孝文、莊襄六世，皆「蒙故業、因遺策」，從而實現了秦國的富國強兵，為始皇贏政於前221年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由此，作為富國之道的商鞅變法隨之名垂青史。
然而，不管獎勵耕織，還是承認土地私有，抑或統一度量衡，商鞅都是為了把農民禁錮在土地上，變成純粹的生產糧食的工具，全力為秦國「開疆闢土」的大業而「廣積糧」，並廢止糧食買賣，對酒肉按成本的十倍徵稅。秦人還不能自由遷徙，旅客住店要有官府憑證，如果旅店收留了沒有憑證的人住宿，店老闆就會與「奸人」同罪，男子成年了就得分家登記戶口，否則賦稅翻一番。與此同時，實行「什伍連坐」，在以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的基礎上，推行連坐制度，鼓勵告發，對知情不舉者，腰斬，而對告發者獎賞，使全國的百姓生活在人人自危的境地。由此，不僅戰事一開，成年男子即可投入戰爭，而且，平時所有百姓只有老老實實地在家裡呆著，安心耕織，不敢有絲毫的造次。於是乎，「路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
就這樣，商鞅通過高稅收、重刑罰、嚴戶籍和「燔詩書」等諸多「新政」，把秦國百姓一舉「打造」成為亦農亦戰的機器——沒有了財產、沒有了自由、沒有了思想的戰爭機器。就這樣，商鞅變法一方面帶來了國富，另一方面卻帶來了民貧，一方面帶來了國強，另一方面卻帶來了民弱。當然，對商鞅來說，國富民貧和國強民弱正是他的目標和追求，因為在他看來，只有國富民貧了、國強民弱了，才能實現國泰民安。
我們如今無法了解到，商鞅是否知道比他早300年的「中國古代第一相」管仲曾說過的一句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而商鞅變法的結果，國家「倉廩實」了，但人民卻並未「衣食足」。雖然面對高壓政策和極權統治，百姓「規矩」而「聽話」，但這種沒有「衣食足」作保證的「規矩」而「聽話」，又能維持多久呢！後來西漢的賈誼說得好：「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至今，未之嘗聞。」前209年，「發閭左謫漁陽」的陳勝、吳廣900人，「度已失期」，就「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影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前206年，一統江山才僅僅15年的秦王朝宣告覆滅。
對於秦朝迅速崩潰的原因，不少人認為應歸於秦始皇的暴政。實際上，秦亡的命運早在商鞅變法時就已注定，因為以國富民貧、國強民弱為目標的富國之道恰恰就是滅亡之道。正如北宋時蘇軾在給神宗皇帝的上書中所說：「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雖得天下，旋踵滅亡。」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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