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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亞明
《瞭望東方週刊》曾做過一個農民工的專題，開頭照錄如下：「『起得比雞還早，睡得比貓還晚，幹得比驢還累，吃得比豬還差。』這是形容中國民工生存狀況的『經典』比喻，如今常常被一些『憤怒青年』引申開來自嘲，後面還得加上一句：「賺得比民工還少。」它所透露的「草根」階層的生存本相，依我來看，不管魏城讀沒讀過，都可算《中國農民工調查》的引子，或者說原點、基調。
一方面，「雖然我從小在城市裡長大，但我的一生都與中國農村有著某種牽連，與中國農民有著某種瓜葛」，「每次回中國，我都有意無意地接觸過許多進城農民，也常與熟人探討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序言》）事實上，由於農民工遍佈中國城市的每一個角落，由於城市化進程的影響在中國幾乎無處不在、無時不有，誰想躲開這些人、這些事都很難。作為「局內人」，魏城無法逃避掉「沉重」「歎息」這類字眼，同「命」相憐，並奮力為之「吶喊」。另一方面，魏城離開中國已經十五年，短短一個月的實地採訪，就在FT中文網（英國《金融時報》）推出「中國城市化系列」，確實難以理順這場持續了近三十年的巨大社會變遷的前因後果和走勢脈絡，只能大幅度降低「全面把握」和「充分理解」這場巨大社會變遷的野心或目標，更多地採取「海外旁觀者」的視角進行實錄，或借助境內專家、學者、官員的深邃洞察力，來解讀這場舉世罕見的人口遷徙潮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含義。
十年來，在中國城市人身邊，民工像空氣一般重要的存在卻往往為人所忽略，他們在建樓、修路、賣菜、送貨、裝修、清潔、做保姆、當保安……成為工業化的主力軍，成為支撐城市日常運轉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他們的戀愛結婚、生兒育女、有喜有怒、笑過哭過……但是這些並不為許多城市人所關注，在使這些城市新居民融入城市社會生活方面嚴重滯後。所以，我所說的「憐」意思是「愛」，關愛，愛護。曾經主編過《中國移民史》的葛劍雄教授說過：「農業文明造就了中國人安土重遷的習慣，對中國農民來說，只要土地能夠滿足他的要求，他就不會遷移的。但是，在非常態情況下，特別是碰到天災人禍的情況下，中國農民也會被迫遷徙。」他還分析了通常滿足於「老婆孩子熱炕頭」的中國農民被迫移民的另外一種壓力：「即使在常態的情況下，也有一個情況：在人口稠密的地區，由於人口增加，土地滿足不了人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也有人口遷移現象。」就此而言，當農村人口大量遷徙，我們首先需要人文關懷，它應該成為一個偉大國度起碼的思想共識。
從中國城市化進程高速推進的現實來看，上層與下層、草根與精英、富裕與貧窮構成一定的矛盾，是必然的。但其融合的過程，如果沒有制度的看護，很可能矛盾尖銳，乃至形成殘酷的對抗，付出痛苦的代價。這首先涉及到身份認同。我們需要流動中的沉澱。究竟什麼算沉澱？有較穩定收入算沉澱？有較穩定單位算沉澱？長年在外算沉澱？舉家外遷算沉澱？辦理戶口遷移算沉澱？在城市購買商品房算沉澱？顯然，沉澱的定義不同，數量也不同。沉澱要解決的第一問題是戶籍制度，從制度上保證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門票，使農民工在城裡能看到自己的前景，有穩定的預期，有安全感。其次是素質沉澱，目前中國經濟走出了短缺經濟和溫飽階段，我們面臨著改善、改造農村人居環境，培育新型農民的艱巨任務，正如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所言：「我認為，中國要真正解決三農問題，就要解放農民，投資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富裕農民，其中最關鍵的是，要減少農民。」減少農民的關鍵在於文化扶貧，素質提高，使農民自覺產生城市的主人公意識。
也就是說，制度安排與行為預期之間必須產生穩定的對應效果。在歐盟的一些國家，對境外的打工者會有明確的規定：只要有人僱用你就會享受一些起碼的保障；如果在兩年內有穩定工作、交稅、守法、沒有任何不良記錄，你可以進入某一個更高一些的保障水平；這樣經過七年（或若干年）的努力，你可以享受幾乎所有公民待遇，如果你願意甚至可以申請加入該國國籍。
在我們城市的制度安排中，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白南生一言蔽之： 「城市不把農民工當作自己人，就不要幻想農民工能把城市當作自己的城市。缺少穩定預期的制度安排，就很難指望農民工能有建設性的長期行為。」這是一個標準，更是一個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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