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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馮自畫像
文：杜仲華（本報天津辦事處供稿）
他不喜歡別人稱他為作家、畫家、文人或知識分子，因為所有這些稱謂都具有某種局限性。只有「文化人」最適合他。
他對自己所涉獵的每個領域都有獨到的發現和見解——從文學到美術，從民俗到考古，從足球到音樂……
不僅如此，近年來他還大聲疾呼並身體力行，導演了一系列保護城市歷史文化遺存的「文化行動」。
這便是「文化人」馮驥才——中國文聯副主席、國際民間藝術組織（IOV）副主席，熟悉他的人都親切地稱他「大馮」。
「我與一般作家有個很大不同」，大馮在他那間被各種書籍、字畫、彩陶和石雕裝點得琳琅滿目的書房兼客廳的沙發上，神態悠然地翹著二郎腿，向筆者勾勒著他的「自畫像」：「我首先是一個不修邊幅的人，站沒站相，坐沒坐相，吃沒吃相，頭髮亂七八糟，衣扣經常扣錯，襪子經常穿反……在一般人眼中，作家應當像張賢亮那樣清秀些，戴副金絲眼鏡，西裝革履，文質彬彬，我呢，穿上西裝渾身難受，覺得不是西裝為我服務，是我為西裝服務；作家的邏輯性較強，我卻喜歡感情用事，心血來潮……總之，從外形到對生活的感覺方式，我身上具有的特徵大部分是畫家的而非作家的……」。
「土破爛」「洋破爛」他都撿
大馮每次從國外訪問歸來經過海關時，邊檢人員都會對這位身高192cm、「鶴立雞群」式的「文化人」超量的行李包裹付之一笑：「馮先生又撿了多少破銅爛鐵回來？」
大馮萬里迢迢背回的可不是什麼「破爛」。
無論埃及克普特時期的石雕，古希臘建築中的瓦當，還是奧地利彼得瑪耶時代的油畫和巴洛克時代的銀雕像，都令他意醉神迷，愛不釋手。
他很少到古玩店或拍賣市場買東西，覺得那是經過別人選擇的；他喜歡遛攤兒，下鄉逛年貨市場，看老百姓從家裡扛來的瓶瓶罐罐。通過自己對書畫文物的鑒定知識和審美，他可挑選出有價值的東西。收藏的最大樂趣就在於此。
他的「大樹畫館」裡，還陳列著不少佛像。當初，他從文物販子手中買來這些佛像時，便考慮到它們可能來自未加保護的田野、寺廟或「文革」中的散失品，故準備出版一本圖錄，名為《文藏雅集》，供有關方面辨認後「完璧歸趙」。
大馮不願以「文人」相稱，因為它太優雅、太休閒，缺乏社會責任感，在現代社會中，已逾「知天命之年」的他更喜歡責任感——他的主要生活經驗來自「文革」，其命運與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息息相關。不少人（包括他的摯友、著名導演謝晉）都曾勸他專門做一件事情，比如寫作或者畫畫或者呼籲城市文化保護……但他認同了「文化人」這一概念，對一切文化藝術手段均可隨手拈來，任意馳騁，勝似閒庭信步。
重要的不是呼籲
「我認為當前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個重要責任：文化責任。如現代化的負面問題，我們更關注的是環境和資源問題，而城市性格問題若不引起國人重視，再過20年，城市的歷史文化遺產便會蕩然無存。所以，我現在幾乎像武訓一樣，到處奔走呼號……」
1995年，天津老城廂即將拆除的消息，使大馮心急如焚，寢食不安。老城廂是天津的發祥地之一，積澱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和民俗。大馮迅速率領一支由攝影、民俗、歷史和建築專家組成的龐大采風隊伍，用一年半時間，對老城廂進行大規模考察，將其成果永久地凝固在大型畫冊《天津老房子．舊城遺韻》中。其後，他又組織了《東西南北》和《小洋樓風情》的採風和出版。其間，他深入100多處景點實地勘察，撰寫照片說明文2000多條。
1996年，是大馮的「沙漠年」。春天，他在尼羅河畔踩著被毒日頭烤紅的沙礫，去尋覓埋葬在大山深處的三千年前法老們的精靈；幾個月後，他又應中央電視台邀請，為大型歷史文化系列片《人類的敦煌》撰寫腳本。
為支持文化事業，大馮賣過一些畫。於是很多人將其當成「大款」，紛紛找他伸手借錢。大馮苦笑道，這是個悲哀，自己不過是個「文化人」，只有少得可憐的工資，稿酬也不及那些高產的青年作家。偶爾賣畫時，他感覺與獻血無異。但誰會懷疑，精神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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