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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亮亮 鳳凰衛視評論員
體育，以及藝術，完全脫離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是淪為政治的工具或籌碼也是不對的。奧運會擺脫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的干擾，擺脫各種極端思潮的干擾，是國際社會的共識，也是全球化時代國際賽事的必然趨勢，雖然奧運會與商業的關係也引發爭議，但這畢竟是另外一個範疇的問題。
最近美國著名電影導演史匹堡辭去北京奧運會藝術顧問一職，他聲稱中國沒有盡力促使蘇丹結束達爾富爾的人間慘劇，並說他不能違背良心擔任北京奧運的藝術顧問。這個事件在國際上引起了一些反響，因為史匹堡在國際電影界和電影市場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香港，此事也激發了媒體的廣泛關注，為之叫好的固然有，但多數媒體並不認同史氏的良心觀，也質疑這位導演和製片人究竟對達爾富爾的真實情況了解多少。
在中國內地，史氏此一舉動也激發了激烈的批評，許多網民批評史氏不應該將達爾富爾問題與奧運會掛鉤，更不應該成為國際上少數要求抵制北京奧運會的團體的代言人；也有網民呼籲在中國抵制史匹堡的影片（包括他導演和擔任製片的電影），這一呼籲也得到了不少網民的響應。
奧運不應淪為政治工具
體育，以及藝術，完全脫離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是淪為政治的工具或籌碼也是不對的。即以抵制奧運會來說，在冷戰期間，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受到許多國家（包括中國）的抵制，因為蘇聯入侵阿富汗；1984年蘇聯、古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則報復美國，抵制洛杉磯奧運會。結果奧運會還是舉行了，舉辦方和抵制方可謂兩敗俱傷。以今天的國際情勢與中國的軟硬實力，以蘇丹的達爾富爾問題作為借口來抵制北京奧運會，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10個史匹堡也做不到。
奧運會擺脫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的干擾，擺脫各種極端思潮的干擾，是國際社會的共識，也是全球化時代國際賽事的必然趨勢，雖然奧運會與商業的關係也引發爭議，但這畢竟是另外一個範疇的問題。
西方的一些電影界人士，作為全球化時代西方強勢文化的一部分，喜歡就國際事務發表意見，儘管他們往往並不理解國際問題，然而名氣大就利於他們言論的傳播，史匹堡是一例，推動他這麼做的米亞花露更是一個極端的例子，這位女影星懷著類似傳教士的熱情到處為達爾富爾奔走，這本來是值得讚許的人道主義行為；但是米亞花露完全不了解達爾富爾問題的本質，居然將達爾富爾的人道主義危機歸咎於中國，她使勁在國際上到處鼓動抵制北京奧運會，還發動人們向在北京奧運會有商業利益的跨國公司展開公關攻勢，不過可想而知，收效甚微。
更應警惕志在搗亂京奧的組織
解決達爾富爾問題，需要的是各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聯合行動而非喊口號，而且需要媒體與學者深入探討達爾富爾問題的由來與西方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的偽善。
史匹堡其實對中國是比較友好的，現在宣佈不當北京奧委會藝術顧問，也是在圈內受到太大的壓力所致。如果就事論事，中國沒有必要抵制史匹堡的電影，真要抵制的話，一方面無法改變他不當奧運會顧問這件事，另一方面卻顯得小家子氣。真正應該警惕的是那些不僅在口頭上聲稱抵制北京奧運會而且準備以各種「突襲」或「偷襲」的方式在奧運會期間或前後在北京搗亂的團體，這些團體如果是以非政府組織的面目出現而且現在也在中國活動，那麼抵制或者禁止這些組織在中國的活動才有實質意義。
香港多家媒體在評論史匹堡辭任奧運會藝術顧問時，不約而同地指出，其實本來就沒有必要邀請一位美國的電影導演擔任這個顧問，這種做法的本質還是有些崇洋，還是自信心不足。
2月14日在重慶舉行的東亞四國足球賽日本對朝鮮的比賽，在球場再次出現大批中國觀眾持續向日本球員喝倒彩與呼叫反日口號，這說明，如何在北京奧運期間，在有日本運動員參加的比賽場地，中國觀眾自覺做到文明觀賽，防止不文明舉止，也是辦好奧運會的重要一環。（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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