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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民
內地有一個「魯迅文學獎」，其中的「優秀散文雜文獎」，全部只獎散文，並無雜文。而眾所周知，魯迅是以其雜文名聞於世，「魯迅文學獎」而不獎雜文，似乎說不過去。
是現代中國沒有雜文嗎？也不是。內地文壇亦多有精彩雜文出現，也有不少老中青年的雜文家。只是寫諷刺時弊的雜文作者和報刊編者每多顧忌，雜文並不能說是一個茁壯成長的文學品種罷了。
毛澤東曾經評論過魯迅的雜文，認為魯迅處在黑暗統治勢力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潮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他說在解放區，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懂，同時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毛澤東定調必須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寫作），否則便是把自己站到敵人的立場上去了。他的講話，難免使雜文作者下筆時戰戰兢兢。而事實上，解放後報刊上的雜文作者大多在運動中受災，一再受到批判和打擊。《人民日報》副刊的「長短錄」裡頭的作家夏衍、廖沫沙、孟超、唐弢等人便遭了災。
什麼是雜文？其實雜文也就是散文的一種。但雜文卻多是針砭時弊、戰鬥性強的政論性散文。由於魯迅的創造，雜文近八十年來，在中國生根發芽。雜文又難免會有諷刺。魯迅說：「諷刺家，是危險的」，又說：「人們誰高興做『文字獄』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絕，肚子裡總還有半口悶氣，要借著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來。」
其實，雜文是有建設性的，面對諷刺的雜文，「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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