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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敬偉
作家浩然去世，在文學界多少掀起了一些漣漪。然而對於65後到90後的這幾代人而言，這位逝去的老人並未引起他們的注意。可以說，他就像一個岑寂的文學符號，悄然消逝於時代的長河裡。
須知，他曾是《艷陽天》（1965年）和《金光大道》（1972年）的作者，在那個特定時代，他是擁有讀者最多的作者。然而那兩個年代符號也注定了他的作品濡染上濃厚的政治色彩，因而其創作的文學典型明顯缺乏了足夠的「人性」和「藝術性」。正如文藝評論家雷達所言：「總體看，《艷陽天》是他一生最好的作品，觀念上的扭曲和中國農民真實的血肉生命形成了尖銳的矛盾，並置在同一個文本裡。『文革』期間，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走了彎路，也曾寫過文學贗品。」
但是，從生命和自然的關係看，人總是時代的奴隸（尼采語）。故浩然的「文學贗品」固然充滿文學被漠視被扭曲的專業瑕疵，但其創作靈感和思維卻處於一種單純的激情狀態，他對中國農村農民的摯愛用一種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清新語匯表達了出來。洗盡鉛華，淘金政治迷潮，《艷陽天》和《金光大道》文本的淳樸和語言的乾淨是很多新生代作家所無法做到的。他一生為農民寫作，也為農民所愛戴，體現了一種讓人尊敬的執著與忠誠。
遺憾的是，浩然的悲劇在於（如果算是悲劇的話），他17歲時（1949年）從事共青團工作，因而是新中國培養起來的作家，所以對政治的敏感程度極高。和郭、茅、巴、老、曹等老一輩的作家相比，他少了他們建國前期的藝術高峰創造期，因而隨政治起伏的文學作品只能是烙上深深的印記。以郭、茅、巴、老、曹為例，他們的文名算是遠播海內外吧，然則在政治掛帥的年代不也是隨政治起伏，寫下了諸多被政治綁架的文學贗品嗎？如郭沫若的《炮轟麻雀》、《臘梅花（1958節選）》、《 宇宙充盈歌頌聲 》等，如性情耿介不惜投湖自盡而保持知識分子氣節的老舍，也創作過大量「社會—時政」模式的話劇作品——《方珍珠》、《龍鬚溝》、《一家代表》、《春華秋實》、《青年突擊隊》等。更重要的是，這些大家是明知文學和藝術的不相兼容而違心為之，巴老在其晚年的《隨想錄》裡就不憚於懺悔這種「違心」。浩然則和這些前輩不同，他對此類寫作充滿真誠，可以說是忠誠，是老實人說「老實話」——被政治激情的理想主義所蒙蔽的老實話。就此而言，浩然的寫作雖然乏了藝術特色，但其作品中依然充溢著一股「浩然」之氣。所以，時代成就了浩然，浩然也無可避免地「匯聚了歷史的痛苦負擔和文學自身的矛盾。」（雷達語）
浩然後來的文學創作始終沒有再引起大的反響。可以說，他的創作激情已經完全在那個激情時代燃燒殆盡。現代人驀然回首於浩然的文學作品，感歎文學性不足，政治教化痕跡過重是自然而然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浩然的文學創作有多可笑，現代人若將浩然置於現時文藝評論坐標上進行拷問，不免帶有「關公戰秦瓊」的時空錯位。當年魯迅、梁實秋交惡論戰，梁氏否認文學的階級性而周氏確信文學有階級性。筆者傾向於魯迅先生，人是時代的人，總擺脫不了現實環境和所屬階級（階層）的政治立場的制約，任何時代莫不如此。
再回頭看浩然這個人和他的作品，理性的現代人應該釋然許多。作為文學家的浩然，我們不妨淡然地讓這個已經岑寂的符號消失於時代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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