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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波
洪武七年，也就是明太祖即皇帝位的第七個年頭，在蘇州發生了一個大案。蘇州知府魏觀重修過去張士誠曾用作宮殿的蘇州府，由於張士誠在元末是與朱元璋互不相讓的群雄之一，蘇州城又是朱元璋的部隊費了好大力氣才得以攻破，現在魏觀重修昔日張士誠的宮殿，哪怕本意是用來作新的蘇州府治，在朱元璋派出的窺伺官員的密探眼裡，卻標誌著邀功的大好機會的到來。魏觀謀反的控告傳到了朱元璋那裡，很快被處以腰斬。同時遭受腰斬酷刑的還有為這次重修工程撰《上梁文》、被稱為元明兩代詩人之冠的高啟。
如此說來，高啟之被刑只不過是因為受了魏觀的拖累，完全是池魚之殃嗎？值得探究。
從明季以來，關於高啟之死即流傳一種說法，認為高啟是因作諷刺詩而遭禍，清人所修的《明史》也採信了這一說法，「啟嘗賦詩，有所諷刺，帝銜之未發也。」那麼是什麼詩呢？原來是高啟所作的一首七絕《宮女圖》，「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此詩諷刺帝王之荒淫，含蓄有力。這一傳說是否有據？歷代的宮怨詩都有諷刺的內容，朱元璋怎麼會如此缺乏度量？明末著名學者錢謙益的意見很有代表性。他在《列朝詩集》中說：「吳中野史載季迪（高啟字季迪）因此詩得禍，余初以為無稽。……則知季迪此詩蓋有為而作。諷諭之詩，雖妙絕千古，而因此觸高帝之怒，假手於魏守之獄，亦事理之所有也。」因為一兩句詩，便要大開殺戒，這樣的事發生在從來不知吝惜他人生命的朱元璋身上是並不奇怪的。
除此之外，高啟之所以給了明太祖那麼深的「印象」，讓朱皇帝難以釋懷，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高啟的「不合作」。明初，朱元璋下詔求賢纂修《元史》，高啟在徵召之列，《元史》修成後，朱元璋賞識高啟的才華，當面要他做戶部侍郎，詩人卻以「年少不敢當重任」為由請求回家鄉隱居，當時朱元璋隱忍未發，實際上已惱羞成怒，殺機就是在那個時候醞釀的。一個文人，僅僅因為不合作不出仕，就要掉腦袋，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新的信號。
雖說「自由」是個讓古人生疏的詞彙，然而在朱元璋以前，中國的文人們還是有「消極自由」的。也就是說，一個文人只要不公開和現政權對抗，是有不合作的自由的，大可以優遊卒歲。古之隱士、逸民多半就是這一族群。而朱元璋卻並不認可文人的這種「消極自由」，他在特種刑法《大誥》中創立了一條空前的峻法，「『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成說其來遠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意思是說，知識分子只有兩類，要麼為他朱皇帝所用，要麼不為他所用，對後者，就應該「誅其身而沒其家」。
高啟死，天下士大夫無不痛惜。少年時和他齊名的「吳中四傑」都有詩哭悼，四傑之一的楊基詩曰：「鸚鵡才高竟殞身，思君別我愈傷神。每憐四海無知己，頓覺中年少故人。祀托友生香稻糈，魂歸丘隴杜鵑春。文章穹壤成何用？嗚咽東風淚滿巾。」他是把高啟擬為東漢名士禰衡的，可是高啟何曾像禰衡那樣去擊鼓罵曹？縱觀高啟的一生，他對自己的詩才是自負的，在文人圈子中或許難免放曠，而一到現實政治領域，毋寧說他相當謹慎。擊鼓罵曹的禰衡雖然讓曹操下不了台，但最後還是在急性子的黃祖那兒丟掉性命的，而且黃祖很快就後悔了，而謹慎的高啟卻糊里糊塗遭受了腰斬的酷刑，這只能說明，到了朱元璋時代，隨著君權的空前膨脹，中國文人面臨著新的難題，其際遇是越來越嚴酷了。
清朝的著名詩人、史學家趙翼在《甌北詩話》中指責高啟「以詩文召禍，何其不自檢耶？」其實這哪裡是「自檢」與否的問題呢？在毫不自檢的皇權淫威之下，文人沒有什麼自檢與不自檢，只有幸運與不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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