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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啟陣
錢鍾書先生不太贊同「詩分唐宋」這種以時代劃分詩歌的論文方法，他認為，「就詩論詩，正當本體裁以劃時期，不必盡與朝政國事之治亂盛衰吻合」。錢先生當然也是承認中國詩歌是有唐詩、宋詩之分的，「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但是，他認為這種分別，「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具體地說，「夫人稟性，各有偏至。發為聲詩，高明者近唐，沈潛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談藝錄．詩分唐宋》）
其實，這是一個兩可的命題，就是說，兩種說法都各有道理。對於關心社會、跟現實聯繫密切的詩人，他們的詩歌創作、詩歌風格必然烙上朝代的印記；而對於那些不太關心社會、游離於現實之外的詩人而言，影響他們詩歌創作和風格的主要因素則是錢鍾書先生所說的稟性。縱觀文學史，那些藝術造詣精深、影響深遠的詩人，多數是關注社會、跟現實有著密切聯繫的。因此，我認為，詩分唐宋的傳統說法仍然是有道理的。
時代影響詩人及其創作，有各種途徑。僅以唐宋而論，趙宋朝廷在政策上對士人相當優待：太祖趙匡胤在即位的第三年就秘密鐫刻了一塊誓言碑，告誡後來的繼位者，要遵守三條立國方針，其中一條就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使得士人的生命有了安全保障；宋代的科舉選士制度也向士人敞開大門，使他們有比唐代士子更為廣闊通暢的進身之路；對已經步入仕途者所提供的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也是唐代士人所望塵莫及的——仕途較為順利、最後官拜二品尚書的白居易，在詩歌中記錄了自己不同時期的俸祿數額，滿足之情溢於言表。宋人洪邁對此不以為然，仍然說白居易「立身廉清，家無餘積」（見洪邁《容齋五筆》卷八《白公說俸祿》）。
但是，宋代有一點是無法跟唐代相比的：唐代幾乎沒有任何言禁，文藝創作完全處於自由發揮狀態。
這就是洪邁所說的「唐詩無諱避」：「唐人詩歌，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暱，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
為此，洪邁舉了很多例子。有：白居易《長恨歌》等諷喻詩、元稹《連昌宮詞》，都圍繞著唐明皇故事展開敘述、議論；杜甫更甚，《兵車行》、前後《出塞》、「三吏」、「三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阪》、《公孫大娘舞劍器行》，整篇都是這類內容；杜甫詩歌中，涉及這類內容的散句就更多了，「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是時嬪妃戮，連為糞土叢」，「中宵焚九廟，雲漢為之紅」，「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爐」，「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南內開元曲，當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泣潺湲」，「禦氣雲樓敞，含風彩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固無牽白馬，幾至著青衣」，「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兵氣淩行在，妖星下直廬」，「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鬥雞初賜錦，舞馬更登床」，「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殿瓦鴛鴦坼，宮簾翡翠虛」，「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後不樂上為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哀痛塵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等等等等，難以盡舉；其他的，如張祜的《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樂》、《大酺樂》、《十五夜燈》、《熱戲樂》、《上巳東》、《邠王小管》、《李謨笛》、《退宮人》、《玉環琵琶》、《春鶯囀》、《甯哥來》、《容兒缽頭》、《邠娘羯鼓》、《耍娘歌》、《悖挐兒舞》、《華清宮》、《長門怨》、《集靈台》、《馬嵬歸》、《香囊子》、《散花樓》、《雨霖鈴》等三十篇，李義山的《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等詩，也都是寫開元天寶年間之事的。
白居易、元稹、杜甫、張祜、李義山等詩人的那些作品，用今天老百姓的話說，都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哪兒有傷口偏往哪兒撒鹽；用官方語言，則是給偉大時代、英明領袖抹黑，居心不良，用心險惡。匪夷所思的是，所有這些唐朝詩人，沒有一個曾經因此受到過任何來自朝廷和評論界的責難與懲罰，毫毛無損，逍遙自在。
洪邁在列舉了上述詩人、詩作之後，來了一句畫龍點睛的結束語：「今之詩人不敢也。」（見其《容齋續筆》卷二）宋代詩人之所以不敢，是因為不允許，朝廷不允許。不但宋代朝廷不允許，宋代以後的所有朝廷，沒有一個是允許的。唐詩之不可企及，其根本原因或許正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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