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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禎兆
自從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面世後，香港文化界颳起一股代際議題的討論，由對立矛盾到溝通共融不一而足，我關心的其實已經撰文交代了。不過看到鄧小樺提出「共生力量」，來作為對呂大樂嬰兒潮思維的回應，我認為有需要補充一點看法。呂大樂對第三、四代人提出忠告，建議後來者尋找前人的空白缺憾，加以自立門戶闡述己見，而鄧小樺則以「共生力量」修正——她想突出走前人之所未行之路，某程度仍是一種競爭角力性的思維邏輯；要避開嬰兒潮思維的桎梏約制，於是反過來強調新世代人追求的是代際融和及對話，而非傳統上非黑即白的對抗性位置，因為抗衡關係只會加劇分化，對本土文化發展肯定有損而無益。
我明白她的苦心，因「四代香港人」而生的代際怨氣的而且確清晰可見。只不過我認為「共生力量」只可以屬美好的願景，到落實的層次仍需要講求互相補足——我會把呂大樂的思維理解為一種對追求質素的肯定。共生也好，單打獨鬥也好，我們反叛的不是存在的形式，而是實存的質素高下。我時常與友人打趣：假若第二代人位位滿腹經綸出手不同凡響，個人完全不介意甚麼結黨營私黨同伐異。
我要求的不過是—請用質素而非用職權來說服我！正因為此，無論共生是多麼美好的期盼，前提仍在於共生的任何嘗試，都一定要有足夠的水準質素去支撐，否則便會陷入五十步笑百步的窠臼。無論是融和或是反叛，那都不過屬一種態度的表現方法，正如有人激進，有人沉潛，肯定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我認為對跨世代共生的終極願景，就是一起對質素有永不停步的探求；在這重意義上，強化做好自己，其實就是共生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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