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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火
近年雜務纏身，連一些好友至交都未及聞問。好比高瑛——詩人艾青的遺孀，還是最近才聯繫上。
月前，掛了一通長途電話。電話筒的另一邊傳來高瑛朗朗而高亢的聲音，還是那麼的飽滿和富有親和的情味。
不久，收到她寄來的《人民詩人——艾青逝世十周年紀念冊》和她寫的《我和艾青》。從而驀然驚覺，詩人艾青已走了十二年，夫人高瑛也步入古稀之年。
「古稀」是一個已老掉牙的名詞，七十歲已再不是垂垂老矣的象徵，只是人生重新起步的一個台階。在這個台階上，高瑛把憋在心裡幾十年的話，化成筆下的文字，公諸於世，無他，她要一雪「不白之冤」，討一個公道。
在七十年代末期認識艾青、高瑛夫婦之前，已聽到不少關於高瑛的種種傳言。一個是有婦之夫，一個是有夫之婦，兩個不完美的婚姻，在剪輯錯的時空邂逅，再加上詩人的恣情、年輕人的明快，譜寫了一闋可歌可泣的愛情史詩，本來是一樁人間美事，卻在國人「鼻下橫」——口中，編造出不少天方夜譚的故事。
既是傳言，便有天南地北之供想像發揮的空間，其中當然不乏以訛傳訛的成分。因艾青是大詩人，高瑛在傳統中國文化中不過是「小女人」，後者便要為此付上莫名的代價——不守婦道、破壞家庭、貪慕虛榮……彷彿艾青與高瑛不是相戀相愛，而是單方面的使詐、介入。當年曾目睹艾青、高瑛結合的文懷沙說得乾脆：「高瑛成為艾青的妻子，只因為艾青愛高瑛，高瑛也愛艾青。」
在《我和艾青》一書中，由艾青從小樓上層偷望年輕活潑的高瑛做體操寫起，到在中國作協負責人干預下偷偷的約會、以至兩情相悅、不顧一切代價結合，乃至艾青被打成右派、在北大荒過苦日子和相濡以沫的日子。到了晚年生活安定了，夫婦之間也快活過，也鬧彆扭，是正常的事。
《我和艾青》有一段對話，很感人。這是艾青與高瑛在北京颳大風沙的下午一次約會，地點是一個小飯館，他們有一段傾情對話——
艾青說：「高瑛，論年齡，應該說我是你的父輩；論愛情，我忘了年齡，以後我的臉上很快就要出現火車道道，會越來越四通八達，到那個時候你還能愛我嗎？」我想他是酒後吐真言了。
我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自古以來，在文學作品中，在現實生活裡，看到的聽到的『海誓山盟』太多了，可是有多少是兌現了的？我不想向你『宣誓』。我願意用我的行動回答你。」
艾青說：「我為了和韋女士離婚，打了五年官司，已經精疲力竭了，再也經受不起折騰了。我多想找一個我愛的和愛我的人。上半輩子已經過去了，我無法預測下半輩子還有多少年，在我有生之年，還是想寫出些有份量的作品。我需要一個稱心如意的伴侶，真誠相待，一心一意地跟我生活在一起。」
後來高瑛因堅持與艾青相愛，被中國作協撤了職，最後當了艾青助手，一直守候到艾青逝世，到了七十歲的她，終於寫出她與艾青結合的辛澀和甜蜜的歷程，不管怎樣，那是屬於她與艾青的，別人不好置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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