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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小島 圖：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提供、梁小島 攝
「到農村去！」當年毛主席對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的一聲號召，激盪了一代人對實踐自我價值的空前自信。但中國內地自進入八十年代以後，各地人口，特別是知識分子湧動的方向發生了逆轉，一句「到北京去！」成為了新時代的口號。
文化特權和政治特權讓北京成為一個建構理想的聖地，也成為一個抽象的符號，讓那些不甘平庸而又稍有才華的人們不惜代價，甚至不擇手段地踏上「朝聖」的路途。
來自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電影《立春》，事實上講述的就是以女主人公王彩玲為代表的、那些不斷折返於現實與「朝聖」之間的人的故事。影片結尾，始終熱愛唱歌劇的王彩玲，穿著華麗的禮服，露出齙牙，站在她夢想中的北京中央歌劇院的舞台上投入地演唱，淚流滿面。影片黑場後打出一行字幕：「謹以此情此景，獻給王彩玲。」這是導演顧長衛對所有為了夢想，執著勇敢的人表達的感激和祝福，但同時也向那些期待醜小鴨會變成天鵝的觀眾暗示，這不過是一個善意的謊言。
到北京去
《立春》裡的主要人物幾乎都患上了「北京癡狂症」：王彩玲，中年女，單身，鶴陽市（虛構的地名，但拍攝現場是在內蒙古的包頭）一間中學的音樂老師，平時熱愛唱歌劇，最大的夢想是能進入北京的中央歌劇院，對外宣稱自己正接受北京方面的人事調動，很快就要去北京工作，實則是塞了幾萬塊錢給一個北京的混混，委託他找關係辦北京戶口；黃四寶，喜歡畫畫，是當代青春版的范進，數次北上京城報考藝術院校，屢試屢敗，還揚言「大不了再改戶口」接著考；高貝貝，專業歌手，為了完成身患絕症的男友的心願，隱瞞身世，設騙局利用王彩玲在北京的「關係」，參加在北京舉辦的歌手大獎賽獲獎，一時成為媒體的焦點。
電影裡只有兩個人比較安分，願意留在本地。一個是周瑜，男，大齡青年，不務正業但自覺有藝術細胞，要拜王彩玲為師學唱歌劇，但司馬昭之心，不過是想成家過日子；另一個是胡金泉，酷愛芭蕾，在本地的活動中心教舞蹈，男兒身卻因為女性氣質遭周圍人厭惡。
有意思的是，最後證明那些選擇留下來的人反而尋找到了生活的平靜和歸宿。其他人，要麼落個背叛的罪名（高貝貝），要麼開著被人砸爛的麵包車四處流竄（黃四寶），或者乾脆將理想傳遞給下一代，繼續不安和不甘（王彩玲）。在顧長衛和本片主演蔣雯麗的眼裡，他們都美麗而執著。在接受記者專訪時，兩人都表達了對他們的敬佩之情。
「對王彩玲這群人的關注，就是對我們的關注，我自己就和他們來自同一個階層，並且我認為這個人群是眾多的。比如說現在居住在像北京、上海、廣州等大都市的人畢竟是很少的，大部分人還是在更普通的、更中小型的城市裡過著庸常的生活，但如果你走進他們的內心就會發現，其實每個人都懷著夢想，但又不一定是主流的那種拜金主義的價值觀。而我們又是活在現實當中的，都需要找到一種妥協的方式生存，同時還要有面子和尊嚴。影片中王彩玲這樣一個迷人的形象，是對生活中的我們的一個成全。」顧長衛說道。
而對於王彩玲的扮演者蔣雯麗來說，這次在表演上的突破可謂是「改頭換面」。她增加了體重，剃掉了眉毛，裝上了齙牙，整出了滿臉的麻子，這種外形上的醜陋，注定了女主人公的悲劇，但她所追求的歌劇藝術卻相反地塑造了內心的驕傲。
「王彩玲雖然在外形上和我有距離，但我很理解她。我的經歷跟她有相似之處，我也是從安徽的一個小城市來到北京，實現了我的一些理想，但王彩玲沒有，她比我不幸，但比我堅強和勇敢。」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蔣雯麗飾演的王彩玲在走進第一個鏡頭裡時，她微昂起頭，挎著提包，邁著大步，沉穩有力，那是一股知識分子的傲氣。後來我們看到王彩玲在屋子裡一邊聽意大利語的教學磁帶，一邊自學縫製禮服；在練聲房彈著鋼琴，望著鏡中的自己沉醉的高唱，這是知識分子的美麗。
影片中，幾次出現了火車在黑夜的荒野中奔馳的情景。王彩玲就是這樣一次次地奔向北京，有時帶上一起上路的同伴，但一次次返回到原地的時候，總是孤身一人。這也許是一種對理想主義者的隱喻。
妥協中的不妥協
著名意大利獨幕歌劇《鄉村騎士》的旋律反覆在電影裡迴響。同樣是這段旋律，曾出現在顧長衛身為攝影師時期的輝煌之作，1995年姜文導演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中。都是關於理想主義的作品，都借助這部史詩性的音樂賦予人物處境一種歷史關照，雖然顧長衛否認自己有對話時代的意圖和使命感，但他確實懷著「向改革開放致敬」的心態，因為改革開放為個人對自由和理想追求，帶來了可以隨意流動的物質空間。因而比起他之前的作品《孔雀》，長鏡頭使用的少了，色調也不再是青灰，多了點詼諧和幽默。導演的個人情懷從之前的封閉擰性、心頭緊縮轉向明朗和開放。
然而蔣雯麗的演出體驗卻不盡然。「其實在演這個戲的時候，人是挺累的，需要從內在中保持一種較勁兒的狀態。從身體上來說，已經胖了30多斤了，行動就變得懶慵；在心理上，入戲之後也不太願意和別人交流，好像在自閉或者修煉。那段時間總的來說，我並不快樂，像王彩玲這樣的人也很難從現實生活中找到快樂。」
顧長衛說，他喜歡一切美麗的好聽的迷惑人的名字。比如《孔雀》，比如《立春》，還有下一部他正在做的劇本《世外桃源》。
「我是一個挺容易妥協、容易放棄的人。所以我想拍的電影，一定是那種故事讓我覺得放棄了會很可惜—即使最後我可能還是要放棄。人都是在矛盾之中尋找自己的快樂與失落。」
「王彩玲最後的妥協並不是向愛情妥協，而是向生命妥協。她不是隨便找一個男人嫁了，愛不愛都無所謂。但是作為一個生命，要繁衍下去。所以她出於另外一種更崇高的悲憫，去福利院領養了一個像她那樣不那麼完美的小孩。」
電影的後半部分，王彩玲去監獄探訪犯了流氓罪的舞蹈演員胡金泉。這是胡金泉為了向周圍人證明自己的性向而故意從事的行為。面對胡金泉終於可以舒坦的生活，找到了容身之處的那種開懷，王彩玲掩面而走，不，是逃走。然後，就是王彩玲回到父母家探親，領養長了兔唇的小女孩，並把她帶到北京天安門廣場玩耍。這是影片中讓人有點困惑的溫暖平和的一幕。知識分子的脆弱的清高一下子被母性取代，讓一個女人向母親的角色轉變，這無疑也是導演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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