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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禎兆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個盛產痴漢的國家，列車痴漢的問題，幾乎可以申請成為日本文化的獨有特產。周防正行蟄伏十年，再執導演筒的作品《儘管如此我沒做過》（○七年），正是以痴漢為題而發，我認為很值得觀眾去細思反省。
最近日本傳媒亦有報道，表示為了更準確去辨釋車廂內誰是痴漢的爭議，於是引入了以ＤＮＡ科學鑑證技術，來檢定疑犯是否真正犯人的討論。這正好是現實對電影的一次正面回應，因為周防正行在《儘管如此我沒做過》中，正是從一名被少女咬定為痴漢的年輕人金子徹平（加瀨亮）角度出發，透過他堅持不肯認罪並肯定自己的無辜身份，在得到正義的律師（役所廣司及瀨戶朝香）支援下，來展開一場與警方作對的螳臂擋車式自由之戰。
如果沒有普及通俗的電視劇及電影《律政英雄》，以及森田芳光的《殺人無罪》（○三年），我不知道周防正行處理訴訟的角度，會否又有所不同。同樣針對日本司法制度的不義及黑暗來發聲，《殺人無罪》關心的是犯人的超級智商，可否擊敗法律上的僵化條文，所走的路線反而較接近《跳躍大搜查線》電影版（九八年，續集為○三年）的方向——以如何應付高智能罪犯為中心題旨。
反觀《儘管如此我沒做過》，周防正行反而更平實地由衷切入司法制度的陰暗面，尤其對於我們的海外觀眾來說，其中更帶出不少文化差異的觀察來。舉例而言，我們一向的法律共識，是舉證責任在控方身上，一旦證據不足又或具有疑點，則按有疑點則利益歸於被告的前提下，被告便可以獲判無罪釋放。然而在《儘管如此我沒做過》中，我們反而看到徹平甚至要勞師動眾，去拍一段在車廂內的模擬片段，來證明自己身處位置，不會是當天的癡漢云云。我認為此乃匪夷所思的法律場面，觀摩文化差異正好是欣賞世界電影的樂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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