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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50年代，一部講述一名城市女青年瓦爾瓦娜為了所熱愛的教育事業隻身前往鄉村當老師的前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紅透了中國。正值14、15歲的周秉德那天從電影院走出來的時候，仍久久地沉浸在影片結尾的一幕中：遍佈全國各地的學生們回到了已是滿頭銀髮的瓦爾瓦娜的身邊，共同為她慶祝生日。周秉德被感動得熱淚盈眶，而就在同時，她的人生目標也變得清晰起來。
「當時我特別激動，就覺得做老師太偉大了。我自己做什麼還沒有定，那我就培養各行各業的人嘛！就去當一名鄉村小學女教師嘛！」那個時候，周秉德入讀的學校是北京市最好的中學：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而她所在的幹部子弟班可以說是留學蘇聯的預備班，作為一種最高的嚮往，班裡的大部分孩子在初中畢業後，基本選擇留蘇。只有周秉德，卻選擇中專類的師範學校，一門心思想當老師。
「當時不是想不想留蘇的問題，而是壓根就沒有動過這個念頭。主要也受到了伯伯(周恩來)和七媽(鄧穎超)的影響，他們常對我說要對國家作貢獻，做老師就可以為祖國培養各種各樣的人才啊，所以我到現在也沒有大學文憑。後來好多人還埋怨我，我說我也不後悔。」周秉德的堅定更是獲得了周恩來夫婦的支持。
那天周秉德回到伯伯家，在晚飯時說了這件事。鄧穎超聽完立刻就表示支持，「七媽說她自己就是16歲當老師，還給我說了一大堆做老師的重要性。」但是在一旁吃飯的周恩來卻沒有吱聲，周秉德有點緊張的望著伯伯。在鄧穎超的再三催促下，周恩來最後才說，「這種事還是讓秉德自己拿主意，她應該學會獨立思考了。」「我一聽，伯伯這麼說實際上就是同意了嘛。」周秉德回憶當時的情景，仍然很開心。
在師範學校念了三年，又碰到師範大學來學校招生的機會，錄取比例是三分之一。對於品學兼優的周秉德來說，離大學只有一步之遙。結果，她再次拒絕了，這次不但拒絕，還寫了一篇作文，再次明確自己的立場。
「我就寫啊，現在國家有很多學齡兒童上不了學，很大的原因就是師資缺乏。不少人小學畢業就去當小學老師了，我都已經被國家培養了三年，就應該趕緊進入到教師的行業裡，反而應該給那些只受過小學教育的老師們繼續深造讀書的機會。」就是這篇作文，被傳閱到了校長那裡，被認為「政治覺悟高」，就發展周秉德入了黨，當時她才十八歲。
「我四月份生日，記得清清楚楚，1955年6月25日入的黨，現在53年黨齡。」
知足常樂
周秉德畢業之後，如願以償的去了離城區十幾公里的北京市朝陽區東壩小學當了一名老師，每周只回家一趟，交通工具大部分時間還是騎自行車。去之前，對於即將面對的艱苦生活，她已經做好了非常充分的思想準備。沒想到，到了學校一看，大大超出她的預料。
「我一看，村外邊有公車，進去以後還有街道，不是完全的村落，有一條叫娘娘廟街，一條叫白煙街。不光有街道，還有店舖，這樣我的生活用品也解決啦！然後到了學校，又有電燈又有電話，不用點煤油燈。我想這裡一點也不艱苦啊！」
「所以我跟孩子們講這一段的時候，我就說，咱們在學習上工作上要高標準高要求，但在生活上物質上咱要低標準，這樣才能知足常樂！」
然而，教師的生活只體驗了兩個月，由於當時的政治運動，周秉德就被調回了城，進了朝陽區委。為此，一向嚴格要求親屬不使用特權的周恩來還特地找過周秉德談話，當知道她的調動並非依靠關係時，才放心下來。周秉德明白伯伯的意思，對外從來都隱瞞身份。
1970年，周秉德作為隨軍家屬，帶著年幼的兒子進駐貴州。條件才真是艱苦。麵粉常常蒸不熟，發黏；當地沒有煤，他們便拿黃泥和煤粉和在一起，等天晴了將它們鋪平打實，再用鐵鍬割成小塊，曬乾後搓起來對付日常之用。
一次，周秉德在公用廚房裡，無意聽到了鄰居聊天在議論她。
「有人說，『聽說她是周恩來的侄女？』另一個人說，『這不可能！』這邊接著說，『嗯，如果是的話，一定是八竿子打不著的親戚，要不然怎麼會跟咱們受這個罪啊！』」
在周秉德的眼裡，這些都可以承受，因為她心中始終有一個偉人作為榜樣。每年到伯伯和七媽的紀念日，她都會買上幾束花去墓地看看。現在，亦參與周恩來鄧穎超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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