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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波
治理當前結構失衡的通脹問題，未來的宏觀調控策略，應忌用重招猛藥的「休克療法」，而應採取著眼於內地經濟結構重整改善和就地消化轉移過剩流動性的「財政政策、經濟政策、產業政策、稅收政策和資本項目開放政策」等組合策略調整與運用的「中醫穩健療法」。
中國首季經濟數據顯示，內地經濟仍然偏熱，央行已及時出招，決定自4月25日起調升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達到16%，創下自1985年以來近23年的歷史新高。國家統計局最新公佈：今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幅達10.6%。消費物價指數CPI增幅達8%，其中，3月份為8.3%。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達24.6%（城鎮+25.9%；農村+18.3%），基本控制在25%以內，但城鎮房地產投資仍然偏快，達32.3%。
內地通脹形勢更為嚴峻
今年1月中國南方遭遇百年難見的大面積冰雪災害，導致電路、鐵路、公路中斷，生活消費品運輸困難，造成經濟重大損失，亦導致通脹由「結構性」特徵，向涉及日用消費領域和上下游環節的「全面性」轉嫁擴散。1月通脹率已達7.1%，2月高達8.7%，3月稍回落至8.3%。由於通脹特徵的轉變和國民對通脹預期的普遍上升，使得內地通脹形勢更為嚴峻。央行即使加準備金率達16%（已大幅超越1988年經濟硬著陸時的高峰13%），也顯得杯水車薪。可見，加存款準備金率只能調控體系內的貨幣投放，難以對龐大的內地居民儲蓄和國際流動性構成制約影響。因此，目前政府調控已陷入兩難境地，面對美國持續減息，若大幅加息，將撼動以固定資產投資為主體的本土經濟增長結構，並刺激國際流動性加速氾濫，推升資產泡沫，加速金融、房產泡沫爆裂，重創國民經濟，或陷入急劇通縮。因此，筆者認為，治理當前結構失衡的通脹問題，未來的宏觀調控策略，應忌用重招猛藥的「休克療法」，而應採取著眼於內地經濟結構重整改善和就地消化轉移過剩流動性的「財政政策、經濟政策、產業政策、稅收政策和資本項目開放政策」等組合策略調整與運用的「中醫穩健療法」。
調控策略應戒急用穩
一是用足、用活財政政策。去年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增長31%（突破5萬億人民幣大關），因此，應繼續加大財政對農業建設、糧食、肉禽等基礎民生產品的生產投入力度，並增加國家財政糧食儲備。同時擴大轉移支付範圍，讓財政轉移支付直接補貼於民，以助消化通脹。並壓縮市場通脹預期，必要時增加市場投放，以政府參與市場的行為干預物價。
二是調整完善經濟政策。應按市場經濟的行為規範，完善經濟政策，平衡經濟結構。在以增加投入和轉移支付於民，加強對糧、油、肉、蛋等核心通脹因素抑制的同時，應加大對基礎能源開發利用提高科技含量、節能、環保、增效的政策傾斜力度，以提升資源轉換率，節約控制成本。並逐步放開電價管制，實行煤、電、油、氣市場聯動接軌，實行節能獎勵返還，或補貼到戶。
三是引導調整產業政策。政府應對有關產業扶持政策及時作出引導和調整。在加快完善醫療、社保體系建設的同時，鼓勵發展高增值現代服務業、商業零售和精神文化消費產品，刺激民間消費需求。鞏固強化內地龐大市場與區域落差的內循環回遷產業結構，以抗衡美元貶值和人民幣升值對外貿出口的衝擊。
四是調整稅收政策，改善稅負平衡，引導熱錢流向。有關部門應對礦產資源、能源、土地和原材料等開發行業加大稅收調節力度，除開徵暴利稅、特種資源稅外，還應適當增加流轉環節稅負，以限制投資開發，鼓勵節能轉型。對糧油食品等基礎消費領域和日用零售商業服務，應盡快完善「費改稅」，公平稅負，減輕負擔，降低生產和商業成本，以助就地消化外部輸入流動性，平抑核心通脹。
五是加快發展、擴大人民幣資本項目的開放政策。在提升準備金率乏力和加息兩難的環境下，更應開闢多元的流動性釋放渠道。即：1、加快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的改革，完善立法監管和投資教育，有序引導境內外資本價值投資。2、改善外匯儲備留存結構，發展戰略資源儲備；3、擴充國家主權財富投資基金到5000億美元的規模（目前「中投」發債融資2000億美元很有限），以加強境外金融滲透和對優質資產、股權的投資；4、建立財政投資型儲備基金（如香港的外匯基金），發展經營型財政理念，增加財政轉移支付來源儲備，必要時可作為干預市場的經濟桿槓，以維護內部市場穩定，增強規避國際經濟周期性波動風險的赤字平衡能力。
總之，由於當前中國內地的通脹形勢，受到諸多內外不確定因素的影響，顯得更加複雜和嚴峻。因此，政府應設立統一的策略協調機制，有關部門在制定調控策略時，應研判國情和多元考慮，注重節奏，戒急用穩。既要防止因強力打壓的通縮效應，更要防範美國以控制中國通脹輸出為由的步步干擾和緊逼。（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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