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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武洲
1950年代是中國歷史進入新一頁的時期。與現在相比，當時物質上的貧乏是毋庸置疑的。但對於文化人來說，那個時候卻又十分風光。他們絕對是那個時代的中產，甚至可說是「富人」階層。因為他們所拿的稿酬比現在要豐厚得多，幾乎多到了我們無法想像的地步。
我在桂林跟隨凡尼先生攻讀碩士學位的時候，曾親聆過他講述當時稿酬的事情。1959年，20歲的凡尼先生尚在武漢大學唸書，早慧的他這一年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長篇詩論《戰鬥生活的結晶》。我隱約記得他說當時得到了2000多元稿酬。一個大學生，拿著這麼多錢，幸福感是相當高的。他說當時另一位年輕的詩評家葉櫓也在武漢大學讀書，得到一大筆稿費後，不知怎麼花，因為沒坐過飛機，就特意去坐飛機來回飛著玩。
2000元，在現在看來不算什麼，但在當時可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陳明遠的《知識分子與人民幣時代》曾列舉了當時北京地區一所大學的工資收入。為說明問題，姑且照錄如下：依照1955年10月制定的全國高教職工工資標準表，在北京地區，原l級至33級的貨幣工資額為：校長 (1—9級) 143.0—270.6元。教授、副教授 (4—13級) 100.1—217.8元。講師 (11—20級) 61.6—117.7元。助教 (19—24級) 45.1—60.0元。職員 (14—28級) 31.9—93.5元。工警 (28—33級) 19.8—31.9元。從這份資料來看，當時一個普通作家的2000元稿酬，一個工警要工作5年多才能得到（以每月31.9元的最高工資額計），這不能不說是十分滋潤的了。就是現在，也只有少數名作家才能達到這個收入水平。而在當時，這可是十分普遍的。
這並不是孤例。前幾天查資料，翻到作家叢維熙前兩年寫的回憶性文章，裡面有一段也講到稿酬問題。在1954年到1957年間，叢維熙在上海出版了《七月雨》等三部作品。他回憶道：「這三本書我總共獲得八千多元的稿酬，在當時這是個天文數字(劉紹棠當時用2400元，在中南海一側購置了一所獨門獨戶的三合院，院內有五棵大棗樹)，我被押離家後，家中拋下老母和幼子，在20年滄桑歲月中，這一老一小活下來的經濟來源，主要是靠這筆數目可觀的稿費。」（叢維熙《上海往事》，載2004年12月16日《天津日報》）這話是出自一個歷盡劫波之後的老作家之口，是其親身經歷，應該是可信的。
只是好景不長。享受高稿酬的好時光大概只持續了10年左右，然後就是各種運動此起彼伏。直到改革開放，稿酬制度才逐漸恢復正常，但也是今非昔比，徒留許多感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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