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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夏圭《雪堂客話圖》
方 帆
「水」在中國文人價值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似乎是得到很多人肯定的。正如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先賢孔子說過的那句膾炙人口的話「智者樂水」。短短一句話，便賦予水智慧的內涵。然而，對「水」做出思想性論述的不只在中國，古希臘愛奧尼亞學派創始人、有「西方歷史上第一個哲學家」之稱的泰勒斯更是直接把「水」當作世界的本原，他認為地球漂在水上，水賦予萬物以生命，並成為生命的歸所。他有一句簡單的話被後人當作格言：「水是最好的」，有人把它改寫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表述，叫做「水生萬物，萬物復歸於水」。
寫這些東西並不是為了給「水」清源正本，因為本文的中心還是文人。在朝代更迭的時代，當文化已經不再也不能作為文人自身修身養性的唯一載體，而也要文人承擔起相應的社會功能的時候，在文人的面前，就出現了一個無法避讓的坑，那就是他們在對主流文化的抗爭和接觸過程中形成的自身異化。我記得初次讀到這個詞還是在閱讀李澤厚《美的歷程》時，當時覺得這個詞有一種奇怪的新鮮感。可是這種新鮮在以後的學習過程中卻變成了一種有些矛盾的理解，簡單說來，異化對人的好與壞，好在異化在人的純粹自然屬性之上加入了社會屬性，這亦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條件之一，使人具有了具體的責任感；而壞處也是清楚的，那就是人在不斷完善社會責任感以及接觸主流文化的過程中，難免引起自我懷疑，並造成自身個性的缺失，用一個比較時髦的批評語匯就是「消解」。可是，在共性與個性之間生存，也恰恰形成了一種比較好玩的狀態，那就是水的狀態。可以想像，在亂石老樹之間流動的水，面對狹窄的環境，時而刀兵相見，以勇勝之；時而九曲迴旋，以柔慰之。無時無刻不顯露著她的可愛之處，水本無形少性，皆因萬物塑之。
寫著寫著，我不禁想起幾年前走過的江南水。在我看來，江南不愧是中國難找的寶地，山不算高，但秀美；水不算闊，但靈動。當我漫步在某個水鄉的窄巷裡那些烏瓦白牆的時候，我感到了一種天生的博大：她既能容納魯迅那樣生來就與世界格格不入的戰士，用其帶刀的筆無情地剝開藏在美景下的垢皮；也能聆聽戴望舒滿是梅雨濕氣的柔情蜜意。這難道不算是文人的「水性」嗎？由此出發，不得不感歎江南人之善於生活，民居無不掩映水影之中，菜品無不滿含自然真味，看似無慾，實則大慾。
我說「水性」，不過是出於自身喜水的緣故，而這種「水性」，更是一種永恆的詩性。在西方美學體系中，詩性以壯美為魂，以柔美為體。而在中國的語境中，詩首先是浪漫的，其次才有理性的悲哀。那麼，以水代詩在我看來十分合適。水的變化無常不但弱化了山的具像，給人以無限的遐想；更重要的是，水能夠自清自省，自動清理掉許多雜質，從而尋找更合適的聲息之所。而自清自省的意識，恰恰是一個偉大文人所應具備的品質。近讀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對其中描述詩人自殺的部分尤為感興趣，他把詩人的死歸咎為「其對自身信念的徹底絕望」，似在強調詩人的清醒和堅決，如果說做詩的過程是描繪和堅守自己的理想國的話，應該允許詩人自殺，理想已絕，生復何望？就像屈原投水之前所發的《天問》，似乎無人能夠解答，連他自己都無能為力。在這個污濁的世界裡，為了純潔的浪漫，他只能輸掉愛。只不過站在一個旁人的立場，我們自然不忍見悲，自然希望詩人心中的「水」永遠清澈。然而，我又想到了倪瓚，應該說他生對了時代，在蒙古人創造的無與倫比的大帝國，依靠富裕的家境，他可以偏居無錫，在太湖邊幽雅而渾身潔癖地活著。邀幾個心心相映的文友吟詩作畫，於是那一根根蘭草翠竹也就不緊不慢地躍然紙上，為後人留下許多耐人尋味的墨香。
如果說水是最複雜的自然物，而文人是最難懂的人，寫他們倆自然是難上加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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