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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百家講壇》四傑（後左：易中天，後中：于丹，後右：王立群，前中座：閻崇年），他們都成為暢銷作家並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回報。
■孟 隋
一些迷戀榜單的「專業制榜人」從二○○六年開始，連續兩年發佈「作家富豪榜」，每次都引起軒然大波。把作家和富豪結合在一起總讓人覺得有些不倫不類，所以爭議當然是存在的。但是人們不得不承認「中國作家富豪榜」對我們摸清當代文學（尤其是流行文學）格局的版圖、預測文學發展趨勢都是大有裨益的。因為「資本」不但是剖析社會結構的鑰匙，也是建構文學機制的圖紙。把哪個作家捧上高台，把文學引向什麼方向，資本這隻無形的手無疑是最有指揮力的。那些對「中國作家富豪榜」大驚小怪的人，似乎還對文學的商業化抱有不切實際的古典怨恨。
流行的文學，借助市場取得成功的文學，未必就沒有自身價值。現在國外一些研究通俗藝術的人認為，通俗藝術與高級藝術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內在性質上的區別。它們的差別不在於抽象的「內在價值」，而在於其社會學上的區分。在古代，一些民間傳唱的、甚至不識字的人都能看懂的文學，難道「內在價值」真的就不如貴族式的高雅藝術？我國的《詩經》出自民間，希臘的《荷馬史詩》也是出自不識字的行吟詩人之口，還有面對「公民」的希臘悲劇也是大眾性的。到了現代社會，借助於稿費制度的創立，大部分作家擁有了更充足的創作時間，更自由的創作環境。不說西方的資本主義期初的文學成就，單說中國五四時代的新文學，就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藝術商業化的「稿費制度」。所以說，從流行的角度，從資本的角度，探索文學未必不是一個獨特的途徑。
資本不但批量生產出豐富文學產品、還為之進行包裝、造勢，引導消費者去閱讀它們的作品。其實，那些作為「大多數」的非專業讀者們，幾乎是被資本一手塑造出來的——跟風閱讀、時尚閱讀、暢銷排行榜、商業隱蔽其中的「書評」、炒作和包裝作品的廣告，這些都是資本培養「讀者群」的慣用手段。其實，在現代社會中，主宰文學思潮的因素並非文學的自身發展，而以資本為主導與核心的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結果。
以先鋒著稱的現代文學（當然也包括興起於八十年代中國的「先鋒文學」），它們表面上拒斥商業和資本對文學的影響，以激進的姿態堅守著「為藝術而藝術」的自律原則，但據阿多諾等人說，這種現代的「自律藝術」骨子裡也早已被商業的魔力同化了。因為現代文藝總是不斷求新求異得更替——即其「求新求異」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種商業邏輯——商品要想贏得市場，從競爭中脫穎而出，只有不斷地「求新求異」才行。文學要脫離這個「場」幾乎是不可能的。正如中國作家富豪榜的發榜人所說：發達國家的文化現實，已經無數次證明了個人創作不可能完全脫離市場。餓得發慌尋求「包養」的作家們、對商業還有牴觸甚至仇恨的作家們，必須開始思考如何才能創作出既被市場認可，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了。
「舉家食粥酒常賒」，寫出《紅樓夢》的古典時代（文學的黃金時代）已經不復存在了。資本已經遍佈文學生產的各個環節。最理想的方式當然是資本和文學價值的和諧統一，其實流行恆遠的作品就是這樣的。什麼是經典？在我看來，經典就是能夠長時間流行的作品。金庸的作品就是一個明證。而且金庸作品現在正在被「經典化」，金庸作品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不說，連北大一些名教授也著手創立「金學」。確實，我們不要以為流行的就是粗俗的，一些流行的作品其實它們的價值是那樣的高。還以金庸為例，他的作品就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而且作品散發出來的那種榮光，那種風格，到達了高度的完滿、高度的和諧，變成了一種無法被摹仿、無法被再造的絕世之作。
新時代給文學提供了新的生存環境。真正的「大家」也將不會是脫離市場的，當然也不是只會在資本後面「跟風」的投機文人，而恰恰在於，他能夠以自己高超的才能去巧妙利用資本的平台。資本的作用從來都是雙向的，它在一方面戕害著文學藝術的獨立本性，另一方面卻大力地改善了作家的經濟狀況，並為新秀作家快速成名提供了打通各個環節的便利；為經典之作的廣泛傳播打下堅實的資本——市場基礎。所以筆者認為盲目仇視把作家和富豪結合在一起是不對的，而「作家富豪榜」是項不錯的創意，因為它提供了解讀文學的一把特殊鑰匙。「作家富豪榜」其實是力圖為我們測繪出一幅文學的「資本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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