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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仲鳴
六十年代某年暑假，台灣有個僑生回港度假。一班少年朋友為他洗塵。席間談起殷海光被國民黨壓迫的事，大家都氣憤得很。該位僑生說：「殷老師正在寫一部關於中國思想的書，苦於資料難尋，尤其是大陸出版的。我預備偷運一些回去。」
大家聽了，都瞠目結舌，對他的膽大，也著實敬佩。他說：「你們誰可捐一些出來？」我自幼好書，朋友間都知我藏了不少，於是齊齊瞧著我。殷海光那時是我最敬佩的台灣學人，於是說：「要哪類的？」僑生笑道：「什麼也要！」
記得，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文集》我都給了他。除此之外，還有幾部《沫若文集》，為甚麼要「捐」它？無他，皆因那時最討厭郭沫若這個人。僑生如獲至寶，聽說他將書的封面全撕了，有沒有混進關，有沒有送到殷海光的手上，那就不得而知了，只知他安然無事；因非密友，我小學即失學，出來混跡江湖，為兩餐而忙，自此再沒相見。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是個禁忌年代，文人言論稍有左傾，「為匪張目」，必然遭殃；有些少「社會主義」傾向的，也遭封殺。有個名叫葉鐘榮的，五十年代任職圖書館，主要工作是把圖書館關於三、四十年代未跟隨來台作家的作品、出版物、雜誌等，全部找出來銷毀；而有關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左傾色彩的書，也付諸一炬。雷震、柏楊、陳映真、李敖也先後以言論入獄；殷海光只是被炒去台大教授職位，形同「幽禁」，已是大大的幸運了。
據說，陳映真被逮捕時，偵訊人員問他：「你家裡為甚麼有馬克．吐溫的書？」陳映真一愕。偵訊人員說：「那馬克．吐溫是不是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甚麼？都是馬克甚麼的。這代表你思想根本左傾。還不趕快招認？」幸好那時馬英九還未出人頭地。
但禁者自禁，在民間仍有不少「禁書」流傳。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巨人三傳》、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都有出版社翻版流傳，但不敢署作者名，或索性為他們改名換姓，如鄭振鐸改為鄭西諦，巴金改為巴克；我看過一部《中國小說史》，作者署名「周樹人」，這分明是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如果對文化界稍為熟悉的，都知作者實為何人。
但，出版商多欺執政當局是「無知之徒」，是如審問陳映真那類「偵訊人員」；他們甘冒風險，為台灣讀書界播下一些火種，亦堪敬之。不說不知，金庸早年的書，也在被禁之列，主因是金庸曾在共產黨的報紙工作，是個「附匪文人」。他的書也被改名出版，如《射鵰英雄傳》改為《大漠英雄傳》，《鹿鼎記》改為《小白龍》，韋小寶成了「小白龍任大同」，作者署司馬翎。
有個嗜書的台灣人楊渡，以親身經歷、耳聞目睹寫了篇搜尋禁書的故事，十分吸引。該文刊在《閱讀的狩獵》（北京：現代出版社，二○○六年六月）內，讀者可找來看看，饒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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