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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夏圭：西湖柳艇圖
吳潤凱
在民國作一個旅遊者是有福的。那時的西湖龍井村，到了採茶時節，山居女兒提籃挈筐，高低錯落，掩映在茶樹叢與湖光山色之中，已是歲月清明的動人畫卷。尤為豔羨的是，每有遊客經過，茶農就用自製的茶壺，煮開了山中流水，泡上一杯，以為嘉賓解渴。遊客可以一家一家就著茶香吃過去，並不必付一文錢。
1970年代初，遷居台灣已久的阮毅成（1905—1989）回憶起西湖龍井的滋味，依稀猶是去年事。阮毅成乃浙江余姚人，自幼長於杭州，曾任中央大學、浙江大學等校教授，抗戰期間出任浙江省民政廳長，後隨國民黨遷台。當時的遷台人員離鄉日久，鄉愁日濃，大都患有深深的懷鄉病。阮先生於是約集了幾位杭州同鄉，作不定期的𤉸談，一抒鄉情。三年下來，便談成了我手頭這本《三句不離本杭》。作者文筆甚好，對杭州的文學掌故與詩詞傳統十分熟稔，加諸所述舊人舊事俱為親歷親聞，讀來倍感親切。書名更是巧妙貼切，據作者所言，他因每有詩文之會均以杭州景事作為吟詠題材，所以熊式輝乃謂其三句不離本「杭」也。
我僅僅出於對西湖的興趣，而邂逅了這本書。阮先生所經驗的民國西湖，於我而言，在時空上都是陌生而無法觸及的。可以說，他的生活在我的世界中則成為了歷史。但是，我必須承認，讀過此書之後，他的回憶已成了我的回憶，他的鄉愁也成了我的鄉愁。
西湖堪稱杭州城的點睛之筆，杭州因了西湖而贏得人間天堂的美譽，這在歷史上抑或今天都是如此。當年蘇東坡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似乎寫盡了西湖的所有面相以及遊湖者的一切感受，以後的西湖書寫難免有了「眼前有景道不得」的焦慮。然而，事不盡然，至少民國時候的遊湖者便借著對經典的重寫而發出了他們的聲音。阮先生十分清楚地記得，他幼時的國文老師由於獨愛湖心亭，故而常常誦著這樣的詩句：「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廣寒宮。」而他自己長大後，喜歡中秋之夜遊湖的情境，連著也愛誦前人的集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更邀明月說明年。」更絕的是，1920年代，西湖修築了環湖馬路，汽車疾駛，甚至可以直達靈隱寺下，一些文人對西湖的現代化非常反感，故揶揄道：「若把西湖比西子，而今西子著西裝。」
可以看出，西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西湖，作為風景區，它的景觀一直在經歷變遷，而遊客也並不都束縛在前人的觀感上而不得出聲，不同的偏好促使每一個遊湖者去找尋不同的遊程，體味不同的心境。不管如何，作者的偏好卻往往甚得我心：
最好是在孤山放鶴亭的長椅子上，補睡一個早覺。亭的後面，長眠著梅妻鶴子的林和靖。亭的旁邊，長埋著「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的馮小青。再過去，便是寫《斷鴻零雁記》的蘇曼殊的千古佳城。對岸不遠，就是「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的蘇小小的芳塚，和盡忠報國的岳武穆的祠墓。這一睡，睡在英雄、美人、高士、詩僧之間，卻往往至人無夢。
如此，可謂無夢亦醉人。西湖的文化塑造，墳墓實則為關鍵之一。小青墓、蘇小小墓向來是兒女情長的代表，為文人留下了香豔的想像空間。岳墳則為家國大義的象徵，至民國政府仍十分注重其民族感召功能，多次進行修繕，並舉行春秋兩祭。抗戰時期，特別是杭州淪陷期間，湖山美景遭受了日軍的破壞與肆意改造。這段時期以及戰後初期，也是作者在政府任事之時，一方面是職責所在，另一方面是情感所繫，作者對西湖景觀的修復與重建可謂不遺餘力。其中，對岳墳、岳廟的修繕就是一項重要的政治工程，甚至岳廟中懸掛的匾對只要與岳飛盡忠報國之旨不合，都要予以摘除或調整。畢竟，這不僅是紀念死者，更關係到民族國家。
何止是岳廟，就連蘇堤上栽種的植物也有了政治意蘊。杭州淪陷之後，日本人把他們的國花——櫻花移植到了蘇堤，以此顯示其對西湖景觀的控制與佔有。等到抗戰勝利回杭，作者便通知杭州市政府將這些櫻花悉數移去，而按照傳統，在柳樹之間補植桃樹。第二年春，蘇堤又恢復了桃紅柳綠的良辰美景。
像這樣的細節，是阮先生戰後重塑西湖的核心工作。可惜，當時百廢待興，資金有限，許多建設工作未能展開。他自己也屢次在行文中發出感慨，深表遺憾。不久，國共內戰，之後，又是倉惶遷台。西湖漸退漸遠，乃至跌落到了夢的深谷。曾經至人無夢，而今卻是魂牽夢繞。歷史何其吊詭！
我無從知道作者寫作《三句不離本杭》的時候，是否想起過張岱的《西湖夢尋》。張岱曾說：「余之夢西湖也，如家園眷屬，夢所故有，其夢也真。」我深信此話也道出了阮毅成先生的寫作心境。他在書中曾引述易君左少年時在湖心亭養病所作的一首小詩，其中有句：「年來嗜酒成天性，權把西湖作酒杯。」這也是借他人酒杯澆心中塊壘吧。
一代人的西湖夢尋，夾雜太多的故國之痛與時代變遷，又壓抑不住濃郁的文化鄉愁，與其中心鬱結，不如任其舒散。而此時，夜色已深，正好掩書而眠，舊時西湖興許入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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