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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國靈（前中）遠赴美國前的餞行會，但他的作品卻一直沒有離開讀者。
湯禎兆
潘國靈是香港文化界的多面手，既是文學作家，也是活躍的文化評論人，時常游走於香港的民間及學院文化場域之中。《城市學２香港文化研究》是他於○七年香港書展中推出的新著，也是他所有著作中最「學術化」的一本。現在他已拿了「利希慎基金獎助金」赴美一年，參加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又已走上了人生的另一征途。
個人的浮城誌
在書中的自序中，潘國靈沒有掩飾文章乃逐篇經營，所以也不可能有宏大統一的論述架構統涉，任何結構都不過屬後設的反思重構。只不過我正想指出，以《我的十年「浮城誌」》為自序之名，其實早已隱然點出個人生命，與學術研究的互動關係，反過來更精準地道出過去十年回歸後的浮城狀態。沒有中央論述的主導聲音，十年來民間與政府各自有不少相異的意見表述，誰也沒有說服到對方，然而卻又一直持續彼此的演繹乃至抗衡。其中的對立往往不是三言兩語的官樣文章可以加以歸納解說，更大程度其實源自於不同民眾的日常生活差異所引申出來而構成，所以浮城十年，也正是不同人的游牧十年表述。
回到《城市學２香港文化研究》，表面上涵蓋的論述範疇包括香港的沙士危機、社區消失與再現的角力拉扯（以九龍城寨為例）、流行曲的政治力量、中文歌曲所反映的虛擬網路世界、知識分子在商品主義洪潮下的邊緣化，以及文學虛實交錯的寓言化探究等等。以上所有內容，與作者的個人生命均有密切的連繫，正如上文所述，潘國靈是香港重要的文學作家之一，小說集《失落園》、《病忘書》及《傷城記》等，早已確立了他於文學界中的地位，而對文學深化結合時代氣候的探討（以西西作品為例），正好是尋根再擴衍，由理清脈絡開始到確認步履方向的嘗試。體弱多病是潘國靈的常態，也因而衍生出他對疾病題材的熱切關注，對我來說甚至可謂到了沉溺的地步，所以書中對沙士病變的追源溯本絕對有跡可尋。另一方面，潘國靈也是香港的填詞人，所以對於流行曲的可能性一向瞭若指掌，也非常關心當中一舉一動的變奏。綜合而言，以上的研究範疇其實與作者自身的個人生命，均有濃厚密切的互動關係，讀者反過來更可以當中提及的世相面貌，來豐富對作者潘國靈的切入認識。
而更重要的焦點，是我想提出經過回顧十年後，其實走在前端的文化人，對於事事追求宏大論述的史詩式空言研究，早已滿心不耐煩。事實上，因為香港回顧十年的風潮，令到任何關於香港的議題均被炒作起來，反過來也催生出不少人云亦云，甚至是想當然矣的「創作式」研究來。《城市學２香港文化研究》所走的路線，一方面正是盡量繞過避開人人高談闊論的議題，去搜尋與個人生命結合的論題，來拓闊大家對香港的理解空間，集中對中文歌曲的深入解構，正屬這方面的努力耕耘；與此同時，一旦要面對不能迴避的重大議題，作者傾向盡量去披露所屬範疇下，不同層次的混糅聲音，集中處理沙士風暴及九龍城寨均如是，務求令到事件的呈現更見立體化。回歸十年不可能單純以普天同慶的基調拉扯混過，任何反思必定涉及到十年歷史上的詮釋（乃至一直向上追尋下去），此所以潘國靈所執著的正是一種微物政治的態度。透過對個人生命的鑽研反思，把私密空間與社會世相作互動釐清，再進一步爬梳整理出細節微觀上的點滴衍化，來建構出一本抗拒表面空洞的大論述，而以縝密仔細探究為先的香港回顧十年文化讀本來。
知識分子的生存疆界
對內地的讀者來說，最有共鳴的一定在關於知識分子在商品化洪流下的邊緣化章節。表面上那是最純粹以內地狀況作為出發點的單元，其實當中的邊緣化特質，連結起作者刻意安排在後的兩篇對西西小說解讀的文章，正好呈現出一重立體的內地與香港對照的視角。
表面上，內地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前夕所面對種種的被邊緣化的壓力，有其特定的時空指涉關係，但是從對照的角度而言，香港文壇前輩劉以鬯先生的長篇小說《酒徒》，其實一早已細緻刻劃了作為一位認真嚴肅的作家，面對商品化的市場壓力下，往往出現進退失據，甚至構成了心理失常的巨大的精神與肉體打擊。內地曾經提出知識分子淪為知道分子的戲謔，當中自然已道明點破了背後的沉重諷刺。潘國靈的用心固然不僅在於為內地發展作梳理脈絡，他一方面強調在社會經濟的表層動盪壓迫下，背後往往有清晰可見的政治發展方針，去推動支持經濟化的巨流，去完成確立某程度的反智風氣。與香港加以對照，知識分子同樣被冷落邊緣化，反智風氣只會較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官方沒有明顯的文化指導干涉立場，但無時無刻唯商是上的態度，較任何頒佈的原則方向來得更具殺傷力。然而為何香港仍有如西西般的小說家，可以迂迴地繞過現實的繁瑣糾纏，從而成就出動人的杰作？我認為這正是潘國靈收藏在乾澀的學術論文式語言下的潛文本，從而去刺激大家對外在經濟壓迫的客觀現象加以反省，去帶出是不是仍可有不同的迴旋空間，讓知識分子自由自在去縱橫馳騁。
作者指出西西虛實交錯的小說語言，正好為作品與現實建構出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加上大量活用不同文本的互動對照（特別針對西西對雷內．馬格列特畫作的「誤讀」挪用，作精準細緻的剖析），成就出充滿生命力的寓言格局來。當中正好曲折地提出了一個命題：知識分子的任務不是正好要超越時代的限制嗎？而小說家最擅長的，正好為創作出另一迷醉的世界─現實有限，創作無限；客觀所思所見可以備受制約，主觀的想像卻可以無遠弗屆自由自在。作者正好曲折地提出知識分子在當代商品洪流化下的一種自處自重的可能出路。當然和上述提及的個人浮城誌的脈絡相若，這也是作為文化人的我們，在香港生存躬身反省的自處思考。由個人到社會、由生活到學術、由人生到政治，《城市學２香港文化研究》正好提供了不一樣的回歸十年思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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