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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之魂」沒有「學者之魂」？ 照片由作者提供
黃仲鳴
自從陳寅恪、錢鍾書逝世後，環顧中國，還有哪一個是「讀書種子」、「學者」？我屈起指頭，竟然數不出一個來。
這或要求過之苛，其實是不對的。近日翻閱《五四之魂：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八年六月），作者林賢治竟說，陳寅恪也不是一個「學者」。他說：
「王國維和陳寅恪，大約算得是最具代表性的正宗的學術人物了吧，其中一為自殺者，一為哀悼者，也都無非因為目睹了舊文化經了五四而衰微沉淪之故。無論如何保守，他們所關懷的仍然重在社會，而非學術。」
換言之，陳寅恪不算是一個真正的學者。這要求更為之苛。推而論之，林賢治下斷語了：五四，是個沒有學者的時代。他說，「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這些啟蒙的先驅者，原本都可以穩當地做他們第一流學者的，然而竟不，居然做起了從學術的眼光看來簡直一文不值的時評、小說和雜感去了。」陳獨秀和魯迅「偏激」不用說，他認為，「胡適一樣『拚命走極端』，連錢玄同這個傳統主義者也一反常態，發起『激切的議論』來。」不錯，在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在那個極須改革變動的時代，有哪個知識分子肯「安於室」的？
林賢治指，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顧頡剛等人的「疑古派」史學研究，都不是「國學」的嫡傳，「它們以自身的開拓性，科學性和戰鬥性，顥示了新文化運動的實績，創立了現代學術的新的範型。」換言之，這些都不是傳統定義的「學術著作」、「學術人物」。
至於當年北大著名的教授辜鴻銘、劉師培、黃侃、崔適，「他們都發過許多並不『客觀』的議論，絲毫不曾顧及是否因此有損於學者的身份。」換言之，「學者」是不應有這些言論的。那麼，在林賢治的眼中，甚麼才是真正的學者？他說：
「學者是人，而能機器似的運作。他們最大的資本是擁有知識，或稱學問；是大量書籍，尤其是經典和教條的嚼食者。所謂著述，基本上是來自書本的枯燥的排泄物。他們常常以精英自居，遠離俗眾的日常生活，甚至社會重大事件而自以為超越。」
按照這一標準，中國由古至今，有誰才算是「學者」？不少自有領域的學者，哪個不做官、不求官、投入俗世的？中國還有哪個才算是「學者」？
回到晚清和五四，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學術著作」，都不能掩蓋了他們「從政」和「拯世」的行為和言論。林賢治便說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的學術作品，「也並不怎麼太『純正』」，那麼，甚麼「學術作品」才是「純正」的？
「學者」的定義，應該並非單指「遠離俗眾的日常生活」那麼簡單，他們的作品也並非「排泄物」那麼一筆抹煞。學者，除了自身的學問外，也受時代的影響而調整自己思想和行動的一群。古時的朱熹，現代的胡適和魯迅等人，固然是學者，也是社會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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