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潔華
電台聽眾來題，要談談「天譴與天佑」。此題少不免會碰上文化差異的思考：天譴是中國人常說和特有的？
當然非也。農業社會的黎民百姓，在權力架構的卑微位置上，常會借天來控訴及提出抗議。黎民百姓中的婦女，作為第二性，更把「因住被雷擘」、「記住天有眼」來理直氣壯。現實生活裡沒有權位不最要緊，一定要有天來撐腰。
生命裡要有最後話事權，個人及眾人的命運和遭遇，才可以有個「合理化」的源頭。個人或一撮人縱然思想混亂，或因利害考慮而行差踏錯，也會有個最高的智慧者來秉公辦理或主持公道，那晚上才可睡場好覺，生活也有旨望。如果這是個普遍的義理，那麼其他文化當然也會說天譴。
記憶中的天譴一辭，演繹印象最深者有二：一是外祖母，一是德國電影導演荷索。祖母輩們濫用「天譴」，甚至不斷說來制止孫兒們的頑皮，屢敗屢說，這似是她們最後的弓箭。荷索一九七二年的傑作《天譴》（Aguirre, The Wrath of God ）依然是這位導演的代表作，說西班牙軍領亞奎爾到南美洲亞馬遜河尋找傳說中的金之城的故事，影像奇詭，寓意深遠。這電影是我成長年代的啟蒙，知道夢想、瘋狂和沉溺的重要。荷索至今依然在探險、歷奇和尋夢（近作尋到尼斯湖和南極去了），但他也知道凡事有個限度，否則會遭天譴。
天譴的訓誨，在說人的限度，以及對「越軌」行為的警醒。此辭原不深奧，但人們總是在災難到來了，才會記起頭上有片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