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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瑛
歷史隨筆，一直為讀者熱捧，這恐主要源自其文史並蓄的筆法，適宜在輕鬆閱讀中探究歷史真相，獲致歷史啟迪。周汝昌先生說，文學和歷史是老街坊，真是一語中的。
我偏執地認為，歷史隨筆要寫得耐讀，史才是第一位的，否則就可能誤導讀者。而還原一個個真實的人物、事件，則是史才的第一構成要素。不可否認，史界擅長作隨筆者甚少，倒是文學界中人在此道頗為活躍。
執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的張鳴先生，長期從事中國政治史研究，有《武夫治國夢》、《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等厚重的學術著作行世，同時又是史界為數不多的作隨筆的裡手。近日，讀他的隨筆集《歷史的底稿》（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年5月版），獲益良多。
中國作為有悠久治史傳統的國度，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了「史學危機」之說，至今其流弊仍受詬病。張鳴先生作為史界中人，對此看得更為透徹，他無奈地說：「在千人一面、千口一詞的境況裡，一個稍有個性的人，常常會感到窒息。打破這種窒息，對我來說，就是不時地發一點不合時宜的怪論。」
與其說「怪論」，倒不如說是復原歷史本貌。由於諸多因素，歷史往往被有意無意地遮蔽、改寫。張鳴先生以舉鼎之力，做小塊文章，掃去歷史浮塵，以未經潤色的歷史底稿，為讀者呈現了鮮活的歷史場景，校正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結論，端的讓人眼睛一亮：汪精衛認賊作父，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但其私德是公認的，「卿本佳人，奈何做賊」分明蘊含著惋惜；李蓮英雖臭名昭著，但並無確鑿的史料證實其染指朝政；為某些史學家禮讚有加的義和團運動時的「紅燈照」，其實是不上戰場的，只不過是法術的象徵；黃侃的罵人，為後世學人津津樂道，但他推重劉師培的學識，曲節向其行磕頭拜師大禮……
記得一位名家曾說，有思想，山水可助文字；無思想，山水不能救文字。由是觀之，歷史隨筆的要義在於以隨筆的氣象，現史學研究的成果，即其二次開發。學術研究是專門家的冷板凳功夫，但深邃有餘而神韻不足，常人難窺其奧。歷史隨筆，是連接學術殿堂與一般讀者的橋樑之一。無深厚的學術功底作支撐，它易成魯迅力貶的「油滑」，遑論讀者汲知明智了。
讀張鳴先生的隨筆，不難發現其中流布著豐沛的學術結晶，既有對歷史事件的新解讀，又有對陳舊人物的再認識，並非一味地講故事，更未毫無根據地顛覆歷史。往深裡說，這是史觀問題，即以「理解之同情」的態度揆度沉屑往事，展現一幕幕歷史活劇。歷史著作長期習慣於以政治劃線，往往變得短視，將五彩斑斕的歷史寫得面目可憎，臉譜化、簡單化等尤為突出。在此書中，曾有一篇專門談趙秉鈞其人其事，此人在史書上可謂聲名狼藉，但張鳴先生則以較為客觀的筆調，敘述了他對中國警察制度的開創、完善，「把警務建設搞得井井有條」。這就不能不令人感歎歷史的多姿多彩了！
顯然，此書最值得稱道的是其激情文字背後的冷靜—學者特有的冷靜，讓讀者領略了歷史的背面、側面、裡面，舊人舊事散發出新的氣味。同時凸顯了歷史隨筆將小眾學術成果化作大眾精神食糧的魅力，即以有所依憑的觀點、豐贍的史料，匹之以含新韭晚菘之味的語言，廓清迷霧，象牙塔與十字街頭的迥異風光融於一體，看似支離雜話，實則跡近而意深。治史者尤應讀讀這本書，或許可從中悟出提升學術成果傳播效果的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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