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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有幾種人是不宜做企業管理的，之一就是拙於結算的人。這種人對支出多少收入多少最後賺了多少，都很糊塗，不能準確地說出某個數字。仔細想想，算賬的重要性不單在企業是如此，世上好多事情做不好恐怕就與算賬有關。
梁實秋這個名字，早幾年對大陸青年來說既熟悉又陌生，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何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梁實秋散文》時，書前有陳漱渝先生的《〈雅舍小品〉現象》一文。陳先生說：「在那場發生於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的關於文學階級性的論爭之後，梁實秋在革命陣營和進步人士中的名聲便不大好。」後來又發生了所謂梁實秋文學與「抗戰無關論」一案。這兩件事反映了梁氏的文學主張，對梁實秋的名聲影響重大。「梁實秋的文藝觀有兩個重點：一是反對以功利的眼光看待文學，二是認為文學應該表達亙古不變的人性。」但是，對後人而言，僅僅因為文學觀不同而拒絕梁實秋先生留給我們的豐富的文學遺產，這筆賬算得就很奇特。
岳麓書社1987年有選擇地出版周作人的著作時，其中的《出版說明》云：「周作人依附日本的行為不得原諒，但他的著述仍自有其文化史研究的價值。」這幾句話明智而科學，賬目很清楚。周作人其人如何和周作人之文是有聯繫也有區別的兩件事，互相代替，互相掩蓋對後人是不利的，對歷史研究也是不利的。面對歷史遺產，究竟該怎樣算賬在理論上人們很清楚，可一旦實際操作起來就不那麼容易了。
記得幾年前在一次拍賣會上，汪精衛的一幅書法作品賣了高價。這樣一來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快：漢奸的作品怎能賣高價？這個疑問相當有力量，引起共鳴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內行分析說，汪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市場的追捧和青睞，說到底與汪是二十世紀政壇上的風雲人物有關。你看，文物市場有它自己的規則，並不是寫的字值錢了就是為漢奸張目，也不是人們沒有了是非界限。混淆了二者的區別，一些事就不好說了，賬目也就不易清楚。「破四舊」的時候，任何與「古」沾邊的事物都給掃掉了，那感情不能說不純真，可最終守空房的還是我們自己，花錢費力整修、重修的也只能是我們自己。從繁複的歷史中，人們似乎應從中悟出點什麼，找到一個比較合理的算賬法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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