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現任溫州市委書記邵占維
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溫州，民營企業可以遵循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自由發展，政府無須過多介入；然而，在跨越低門檻產業准入，簡單複製形成區域優勢的歷史發展階段之後，誰又能幫助遭遇發展瓶頸而自身也無法解決的溫州民營企業走出困境？在回答這一命題之前，首先需要分析溫州的環境變遷，很顯然，30年之後，「五大難以為繼」正在困擾著溫州。
環境承載難以為繼
溫州空間狹小，土地成為溫州最具有爭議的緊缺要素之一。面對本土企業擴建廠房的需求，溫州現在幾乎已經無地可供。
傳統產業升級難以為繼
溫州的產業結構以輕工製造為主，改革開放之初，適應短缺經濟的需求結構，溫州的產品多是低檔次的商品，技術含量低。而現在，國內市場的短缺已經結束，消費者已經不滿足於那些低檔次的商品，而溫州對外擴張仍然集中在傳統產業，依舊是轉換空間之後的簡單複製。加之，溫州企業雖然有超過15萬家，但是普遍偏小，少有領袖級的大型集團公司，受制於自身實力和資本的短期逐利意識，溫州的傳統產業很難實現全面的自我升級。
開放格局難以為繼
溫州是一種內源型的經濟格局，這構成了溫州最堅實的增長動力。但是，這種相對封閉的經濟結構，導致外資進入難，甚至出現對資本市場的排斥。而這一點恰恰是溫州特有且讓人費解的經濟現象。
國際競爭優勢難以為繼
依靠低廉的勞動力和原料成本優勢打入國際市場的溫州輕工產品，在近年來頻頻成為西方國家「反傾銷」的對象，這就是溫州國際競爭優勢弱化的表現。
公共服務體系難以為繼
工業化進程到一定階段必須對城市化集聚提出要求，城市化集聚又為工業化的提升提供新的空間。目前溫州的情況是一方面藏富於民，一方面是公共投入不夠，形成了「私有餘，而公不足」的格局。相比之下，溫州每年的財政支出是93億元，而與溫州發展方向不同卻同享盛名的蘇州每年的財政支出是334億元，全社會投資完成額溫州是542億元，蘇州是1870億元，城市公共產品的供給明顯滯後。公共財政的不足導致城市化集聚條件不充分。如果說市場化的過程依靠完整的市場主體的搏擊就能完成，那麼要素的集聚需要更多的是政府的有為，溫州模式新一輪經驗就在政府服務、企業和諧生態的營建上。
內地有權威媒體在研究溫州這一現象時曾經有過這樣的警示：「支撐舊的發展模式的各種因素，比如政策環境、資源條件、市場需求、要素價格、生態觀念、企業治理結構和規模以及技術水準等都在變化。這些變化推動著原有的發展模式的調整。對一個經濟體而言，真正需要擔心的是僵化，是固守於既成的模式而對挑戰視而不見。」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