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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回頭從事基因科研雖有遺憾，但徐立之亦欣然接受當個「退居幕後」的校長，協助教授及學生繼續為社會創造財富。
名人會客室主持：張慧燊 本報記者：任智鵬、覃卓嘉
在成為香港大學校長之前，徐立之就已經是國際遺傳基因學領域響噹噹的人物，他在科學領域的貢獻，為他贏得了國內外數不勝數的各種殊榮及獎項。6年前的機緣與機遇，讓他毅然走上「校長路」，學習著難得的大學管理。幾年下來，徐立之卻發現，科研成就與校長經驗，魚與熊掌原來未可兼得，曾經爛熟的科學用語漸變得陌生，看著前線實驗人員的報告，又像在吃別人消化過的食物般無味。他坦言，如今已無法回頭再從事尖端的基因科研，雖然不無遺憾，但他亦欣然當個「退居幕後」的校長，「現在我要做的，就是要提供機會及資源給教授及學生，協助他們傳遞及創造知識，為社會貢獻更多更多。」
徐立之來港前為加拿大多倫多病童醫院首席遺傳學家，兼研究中心遺傳學及基因生物工程計劃的主管，每年得到的研究資源數以億元計。1989年，他成功斷定導致囊狀纖維症的缺陷基因(英文簡稱CFTR)，為人類遺傳學帶來重要突破。
工作繁忙 漸疏遠研究
到2002年，徐立之出任港大校長，從前線科研者搖身一變為大學中央管理層，基於對科研的熱愛，他曾經嘗試兼顧行政及研究，惟沉重的校長工作已佔據其大部分時間，「上任2年，我已發覺要好好兼顧是不可能了。」
因為經費問題，徐立之只能將實驗室留在加拿大，並通過網絡作「遙控」。但在港大繁忙工作的同時，要與原實驗室小組進行視像會議交流實驗結果，令徐立之不時感到精疲力盡、難以集中。更重要的是，那種埋首於實驗室的感覺似乎慢慢變質，令他與前線研究漸生隔閡，「就算實驗報告在我面前，始終不是自己親手做，就像別人吃完消化掉的食物，完全不是那種味道……」
科學發展日新月異亦讓他感到難以身兼兩職。與前線研究日漸疏遠，不少技術用語開始叫不出名稱，他坦言自己已「返唔到轉頭」，雖然略帶遺憾，但亦欣然面對。同時，原實驗室發展理想，也令他感到安慰，「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在時曾為一個基因項目爭取到一年100多萬加幣資源，以為已經很多，誰知現在他們爭得更多，應該已不需要我了。」不過，徐立之未有輕易放棄對創造知識的追求，他表示若未來有機會再做研究，希望轉往基因以外的另一些領域。
掌港大是機緣亦是挑戰
徐立之笑言「校長不是年年請」，所以對他來說，當上港大校長是種機緣與機遇。校長一當就6年，他指現在的工作比起實驗室涉及面廣且複雜得多，挑戰很大。他歸納，科研是專業且專注的事情，而做校長要照顧多方面，學制改革、提升師資力量、質素保證及與國際接軌都是他每日思索的問題。此外，大學的硬軟件建設都需要強大的經濟支持，校長要積極籌款，每件事都不容易，但也讓他從中學到很多。
別人或認為校長是帶領大學前進的領袖，但徐立之卻覺得其職責是「退居幕後」，負責協調資源，支持教授及學生，協助他們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在徐立之上任前，港大校務委員會曾定下世界排名前25的發展目標。至去年，港大被英國《泰晤士報》列為全球最佳大學的第18位。面對「超額完成」的成績，徐立之道出其獨到的大學理念，「大學的發展永無止盡，不應量化，我更看重學校為人類和社會作出了哪些實際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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