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智德
早期中國新詩常見自我情感的抒發和自我的描寫，特別出於新月派浪漫主義色彩的影響，自我彷彿成了一種文學上的發現，然而漸漸也形成封閉、重複和自溺。如郭沫若的《天狗》二十多行詩每句詩皆由我字開頭，至末句說：「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浪漫以外，自我的膨脹已近乎滑稽。詩評者對此自我之風提出質疑，袁可嘉在《新詩戲劇化》提出「徒然的自我宣傳或自我描寫都無濟於事，一如開口閉口不離『我』字的談話最令人生厭一樣。」
自我並非不可書寫，自我與世界在題材上也絕非價值上的的高低問題，問題還在於手法和視野。古詩，特別是唐詩當中，自我人稱和視點往往是隱藏的。詩人也常常描述自我，卻以呈現所見的方式，引讀者進入自我的情感世界，特別將自我情感化入外界事物風景，所謂托物喻志，而很少直寫我怎樣怎樣。
三十年代中國詩人對新月派浪漫化詩風的批評，也見諸創作。如臧克家，他是聞一多的學生。但沒有完全接受新月派的主張。他讚揚聞一多，卻對徐志摩評價不高，他在《論新詩》一文認為「他（徐志摩）的影響大到造成了一個潮流，然而憑良心說，他的這種影響壞的方面多於好的。」臧克家的詩作《答客問》可說是針對新月派而作的，特別提出一般人所理解的農村生活和實際農村生活的差別。指出浪漫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沉溺於個人，更是定型的觀點使人順從了主流的俗見而不自知，結果不單自欺於假象，亦對被扭曲的一方構成侵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