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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達夫與王映霞
王向東
每個人的青春都是一首節奏明快的詩，女人尤然。青春之於她們如此短暫，在這彌足珍貴的一刻，她們簡直拚盡全身氣力帶露怒放，把自己盛開成一首生機盎然的七絕，或風格清新的樂府。由此，王映霞和文壇明星郁達夫那段詩性洋溢的戀情便毫無懸念地爆發了。
1927年1月14日，一個「晴暖如春天」的冬日，在留日同學孫百剛家，郁達夫初識王映霞，並立即被後者電倒！王豐滿白皙，素有「荸薺白」之雅號，更兼她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美艷活潑，風度翩然，令郁神魂顛倒。從初識當天起，郁達夫的日記裡便擁擠著她的身影，堆積著對她的思念以及念而不得的焦慮和狂躁。他曾經冒著嚴寒，凌晨五點從上海火車站出發且等且乘，午夜零時還在杭州車站晃悠，為的只是「想在車上和她再相會一次」；見不到她就詛咒命運，說「我只願意早一天死」，相談甚歡則即刻「感到了無限的舒暢」，欣喜若狂體味著「勝利者的快感」。王映霞原有婚約在先，面對如此猛烈的愛情攻勢，她難以招架，又猶豫彷徨。他勸告她：「……你情願做家庭的奴隸嗎？還是情願做一個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盡可以獨立，你的自由，絕不應該就這樣的輕輕放棄！」永遠做自由的女王，而不是煙熏火燎的黃臉婆，這是郁達夫給王映霞的承諾，極浪漫也極幼稚，稍有判斷力的人都不會相信。架不住愛火已經蔓延到映霞那裡，他們終於排除萬難勇敢結合。
但夫婦之間僅有鍾情是遠遠不夠的。意大利研究人員聲稱：促使情侶熱戀的是人體血液內的神經生長因子，而這種「愛情因子」的壽命通常只有一年，甚至更短。當愛的迷狂退潮，女人逐漸顯露她本來的散文質地，原先被激情所掩蓋的物質和精神需求次第甦醒過來。此時，愛情的保鮮秘方必須適時調整：除了原先的感情基礎，還需共同的目標、相投的志趣、諧調的性格、足夠的責任感……但郁王二人明顯缺少配料。郁一直沒能給王一個合法身份，且脾氣很壞，常常一言不合便離家出走，以至走成習慣，返家即寫悔過書，之後再出走，再悔過；和大多數美女一樣，王映霞的世俗慾望和虛榮心較為強烈，加之同居者身份這個心理陰影一直存在，遲早要發作。於是傳出了桃色新聞，有說與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的，有說與特務頭子戴笠的。但這又有何分別呢？總之一對仙侶漸成怨偶。
而郁達夫始終是詩歌的，處事的直接，情感的衝動，孩童般的透明和莽撞，都是明證。1938年，郁達夫截獲了王映霞的三封情書，怒火中燒之餘，把這「罪證」照相製版，在朋友中廣為散發。王映霞遂不辭而別。妻子出走，丈夫的當務之急當然是找人。可郁達夫這個創造性的「找人」實在鹵莽！他在漢口《大公報》接連兩天登出尋人啟事：
「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搬去細軟衣飾、現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達夫啟。」
簡直如村野莽夫，又像小孩鬥氣。這無疑把王映霞向更遠處猛推了一把。後在朋友勸說之下，兩人一度言歸於好，但不是所有的傷口都能完美癒合，陰天下雨，難免隱隱作痛。何況郁非但不盡心修補裂痕，反在稍後發表的《毀家詩紀》組詩中自揭家醜，將「自敘傳」和暴露癖進行到底，再次將個人隱私變成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王映霞晚年曾著文談婚變經過，仍然堅決否認郁達夫賜予她的「情感上的背叛」罪名。她認為自己的要求並不過分，只是想要「一個安安定定的家」，婚變的原因則是「性格不同。」說法不無老套，倒的確翻開了底牌，當不僅僅是自我辯護。她後來的婚姻意願低到令人心酸：「只希望一個老老實實，沒有家室，身體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禮待我的男子」——樣樣都是郁達夫的反面，吃他的苦真是吃夠了。
不是散文的罪，也並非詩歌的錯，兩者的矛盾是永恆的。散文總是嚮往詩的高蹈與熱情，但邂逅詩歌，她必須考慮自己的承受底線，因為與詩的浪漫如影隨形的，還有他性格的缺陷和行為的偏執。最佳方案是折衷一下，散文踮起腳尖，詩歌放下身段，比翼齊向散文詩的方向飛行，不過代價頗為沉重：一些深邃的詩歌將永遠無法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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