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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左一）與毛澤東會面。 網絡資料
包光潛
由於性格或趣味的與眾不同，也就決定了我的閱讀，譬如，我就是不喜歡哲學。最近有朋友專門為我從圖書館借來了有關哲學的書，為了不駁朋友的面子，只好裝腔作勢地翻翻《馮友蘭哲學生命歷程》這本書。
我從這本書裡讀出馮友蘭老頭子的有意思來，也許在別人看來是一種無奈，是一種悲慘。
馮老頭子的有意思首先表現在他的單純。他是書齋中成長起來的哲學家，而恰恰又逢在戰火烽煙的年代，革命浪潮洶湧澎湃的年代。因此他注定要作出人生的抉擇，但他在處事上還是奉行了「中庸」哲學，譬如在著名的「一二．一」學生運動中，他就想當個和事佬，結果是雙方都埋怨，裡外不是人。他在《三松堂自序》中回憶道：「我在這次運動中當了兩派調和人的角色，我自己為挽救了聯大，使其免於被解散之災，為中國學術界保留了一塊自由園地，為『民主堡壘』留個餘地。可是進步方面的人認為我帶頭破壞運動。我很覺得灰心，覺得這種調和矛盾的角色很難當，本來想照顧兩面，可是兩面都不滿意。」
按理說，他應該吃一塹長一智：在那樣動盪不安的年代，是不存在矛盾的中和的，應該是你死我活的。
1949年政治大變革前後，許多人都在考慮去留的問題，而馮老頭子卻無所顧慮，應該說是毅然決然地回到新中國的懷抱，當然也受了器重，做了北大的校長（主任委員）。但他不知道自己是一面「旗子」，一面白色的「旗子」；是一個靶子，讓革命者來瞄準的靶子。
從政治上來講，他不夠成熟，太把自己當回事了。他自以為是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了。他說：「革命家已經改造世界了，至於說明世界，那就是哲學家的任務了。」「中國哲學家的當前任務是充分參加這個改變世界的事業。任何一個人當然都有這種任務，但哲學家有他特殊任務。那就是『充分地解釋這個新世界』。……它如果正確地解釋了世界，這種解釋，就成為改變世界的指南，因此就對於改變世界有了貢獻。」——你看看，完全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派頭了。竟然要為改變世界提供方向和指南了。可愛的狂妄！有意思的老頭子！
馮老頭子的有意思其次表現在他的「哲學多變」。作者金春峰認為馮老頭子的「哲學多變」是「經歷了自我喪失和自我回歸的痛苦過程」。其實，「自我喪失」也許是無可奈何，但自我回歸絕對是痛苦的。老頭子沾沾自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時候，他確實認為「那些」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當有人告訴他「你的思想跟黨不合」的時候，他只能錯愕地張口結舌，大惑不解了。但他還是有用的，沒有被徹底打倒。那就意味著，當黨需要他的時候，他還要出來。事實就是如此。1954年到1956年是他最風光的時期，得到了比國民黨時期更高的政治地位。可是到了1967年，情況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黨要他寫檢查，而且寫了三次都沒有通過，結果他和金岳霖教授抱頭痛哭。他的第一次檢查也許寫得很實在——「1945年我因母喪回河南唐河縣原籍，聽見地主階級的反共宣傳說：『共產黨有三頭政策：初來時磕頭；以後，搖頭；最後，殺頭。』清華大學初解放時軍管會很尊重我，叫我領導校務會，後來我受批評，只當教授，我覺得受了大打擊，覺得在原籍聽到的反共宣傳也有道理。……我被任為主任委員，這是黨的統戰政策的實施，也是一種過渡的辦法，但是我誤以為，這證實了我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的看法，我誤以為我的『學術地位』是被重視的……」
在這段時間裡，馮老頭子是反反覆覆地寫文章、做檢查，並發表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上。「文革」中，他橫遭迫害，吃盡了苦頭，不過他的精神從表面上看來不是很糟糕，這是他的可愛之處。
1979年，政治氣候清明一點之後，馮老頭子又寫哲學書了，書名叫《中國哲學史新編》。開始很拘謹，但後來越寫越有自己的思想了，經常發出一些「異議可怪之論」。特別是系統地論證了曾國藩在近代史與思想史上的地位，說曾代表的恰恰是符合中國之近代歷史發展的方向與要求的，而太平天國的思想完全是違背歷史潮流的，落後的，反動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簡直是驚世駭俗的。
讀《馮友蘭哲學生命歷程》比讀哲學原著要輕鬆得多，獲益得多，思想得多。總覺得馮老頭子是個有意思的老書生。儘管受盡折磨，但他一直是可愛的，有意思的。他是知識分子的一面鏡子。真正的知識分子是應該學會許多東西的。知識分子欲立不立是最大的痛苦，但喪失立的慾望卻是民族的悲哀。
做一個有意思的人，做一個不願喪失立的慾望的人，才對得起知識分子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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