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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潤凱
台灣史學大家嚴耕望曾在《治史三書》中列出了他心目中的「前輩史學四大家」：陳寅恪、陳垣、呂思勉和錢穆。法國漢學大師伯希和也曾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唯王國維與陳（垣）先生兩人。」此外，在學術界還有一些雅稱流傳著。比如，「史學二陳」指的是陳寅恪與陳垣，「南柳北陳」指的是柳詒徵與陳垣。毫無疑問，作為20世紀的學術大師，陳垣是海內外學界的共識。
陳垣（1880—1971），字援庵，光緒六年農曆十月初十出生於廣東新會縣石頭鄉富岡里一戶藥材商家庭。幼無家學，亦無師承，自學成才，在宗教史、元史、歷史文獻學等研究領域作出了驚人的成就，至今嘉惠學林，影響深遠。
陳垣學問做得純粹，卻不迂腐。民國成立後，他曾以革命報人的身份當選為眾議院議員，1922年甚至擔任了五個月的教育次長。陳垣之所以為陳垣，還源於史學大師之外的另一重身份：大學校長。有意思的是，在陳垣92年的人生歷程中，恰好有一半時間（46年）在大學校長任上。從1926年起，他擔任了25年的輔仁大學校長，直到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大調整輔仁併入北京師範大學。他繼續擔任北師大校長，直至1971年逝世。只是，後來因為輔仁校名被取消，陳垣隨之成為民國大學教育史上的失蹤者，他的地位被嚴重低估了。
陳垣的一生經歷了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新中國四個時代。陳垣的學問與風骨向來為人津津樂道，很大原因就在於，他拒絕了誘惑，經受了考驗。
1937年抗戰爆發後，北平很快淪陷。許多教授、學者紛紛南下避亂，但陳垣沒有走，一來他執掌的輔仁大學仍在北平開課，二來他嗜書如命，離不開他的勵耘書屋。然而，留下來就有留下來的風險。當時的北平漢奸政府對學界的知名人士軟硬兼施，極盡拉攏威脅之能事，逼他們出來做事，為偽政權撐門面。眾所周知，同樣留在北平的周作人就一腳趟進了渾水，換來一世漢奸的罵名。這樣的誘惑與考驗，也擺在了陳垣面前。當時，日本人要他出來擔任大東亞文化同盟會會長，月薪數千元。陳垣義正詞嚴地予以拒絕：「不用說幾千元，就是幾萬元，我也不幹。」不僅不幹，陳垣還與之抗爭。在其帶領下，輔仁大學成為抗戰期間北方淪陷區唯一未被日偽接管的大學，不懸日偽國旗，不讀日偽奴化教育課本。
就在這樣的家國危難之中，陳垣閉門謝客，唯授課著書，以寄托他的民族氣節與愛國情懷，達到了個人學術生命的「最巔峰狀態」（嚴耕望語）。他在《通鑒胡注表微．倫紀篇》中講道：國家、父子、朋友三方面，必不得已要有所捨棄時，「為國，則不能顧及親與友矣」。他確實也做到了言行一致。一天，一位任偽職的朋友來請他題寫冊頁，他揮筆寫下：「學惟明德新民事，文在先秦兩漢間。」上句典出《大學》，「新民」實暗指日偽「新民會」；下句「兩漢間」，「漢間」與「漢奸」諧音。可見，此聯似頌實諷。在大是大非之前，即使是朋友，陳垣仍無情地對其進行了諷刺。
1949年，陳垣屢次拒絕了國民黨政府送來的南下機票，選擇留在北平。在其人生的最後22年，再沒有重量級的著作問世。與當時避居廣州的陳寅恪相繼寫出《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相比，這應該算是陳垣一生最大的遺憾。
當然，歷史無法苛求，陳垣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部完美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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