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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志軍
日前，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把「四書」作為必修課搬上課堂。
和傳統戲詞的「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相仿，很長時間以來，「四書」、「五經」一直是相依相伴的。此一番，清華園棒打鴛鴦，致使勞燕分飛。縱觀給出的理由，未免有些牽強：認知儒家文化，就要從「四書」入手。——莫非，「五經」就不是原典？
要想從汗牛充棟的典籍裡逆推出原始的「道」來，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從不同時期諸位名家開出的必讀（最低限度）書目來看，老先生們也並沒有達成一致意見。除開見仁見智的理念，意見相左的最大原因莫過於讀書的體用。
和被寄予厚望的「四書」再次入主清華園不同，1923年，梁啟超應《清華週刊》之約擬就《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後又精簡開列為《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在這份「四書」為榜首的書目裡，梁啟超給出的推薦理由並非「經世致用」，而是「趣味」。和今世的實用主義者比起來，老先生的眼光可謂老到。
即使從實用主義出發，用「四書」來構建傳統文化的框架，其難度也不輸於用蘿蔔白菜做出「滿漢全席」，其效果也略等同於此。朱自清先生在《經典常談》中寫道：從前私塾裡，學生入學，是從四書讀起的。這是那些時代的小學教科書，而且是同一的標準的小學教科書。……那時候舉行科舉制度，題目都出在「四書」裡……（而）科舉幾乎是當時讀書人的出路。
在讀書方法上，近人和今人的方式居然也是大相徑庭。在胡適先生眼裡，（讀四書）最好先看白文，或用朱熹集注本；反觀清華彭林教授的看法則是：一字一句地學習原典——誰的觀點比較切合實際？
即便在「四書」兄弟裡，待遇也是不一樣。古時候讀四書要講究個先後順序，《大學》在先，《孟子》殿後。而在這一輪的「國學熱」裡，《論語》以勢如破竹的態勢，借助各式人等的造勢獨佔鰲頭。一時間，以《論語》代替「四書」乃至國學，成了一種時尚。「四書」是塊磚，誰用誰來搬。
在各種思維日趨融合之際，沒有哪種文化會修煉成「金剛不壞之身」，再去普渡眾生。在一片「獨尊儒術」的喧鬧中，我們怎麼聽不到那其餘「九十九家」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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