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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清明上河圖》過橋局部
·林 凡·
如果有人要問，中國歷代繪畫珍品中，哪一幅該排第一位，恐怕都會說是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的，它應該是珍品中的珍品，國寶中的國寶。這一點，大概都會承認。
由於《清明上河圖》名氣大，臨摹、仿製的特別多。有人說，在世界各地收藏的《清明上河圖》多達百來件。筆者見識淺，但也目睹過七件。各方面專家認為最有代表性的是3件。
一是楊仁愷先生最早在1950年就確指的現藏故宮博物院的由宋人張擇端創作的《清明上河圖》，大家都認為這是以後各種版本的祖本，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它和歷代的名家14款題跋組接到一起了。看起來很完整，但仔細研究，它並不完整。這裡，我們簡稱它為「宋本」。
二是明代仇英繪製的「仇本」，它是明代後期直到清末350年間被大量臨摹、仿製的祖本。現藏遼寧博物館。我們簡稱為「明本」。
三是乾隆元年（1736年）由清宮畫院陳枚、孫祜等五位畫家取各家之長，精工繪製的「清院本」，它有由梁詩正書寫的乾隆題句，是一件集大成的、製作極精的作品，現藏台灣「故宮博物院」。我們簡稱為「清本」。
筆者寫這篇文章前，看到過一個別的文獻從未介紹和認定過的《清明上河圖》，畫得極好。我打算深入地研究。在沒有結論之前，我暫且叫它為「X本」。
宋本是張擇端在1126年前畫成的：「明本」是由仇英大約在1560年前後完成的；「清本」完成於1736年；「X本」何時完成，下面再說。
故宮「宋本」和「明本」，中間大約相距420多年。「明本」和「清本」相距180多年。在各種流傳的仿本、臨本中，要找出在「明本」之前完成的《清明上河圖》，筆者研究，可能「X本」是其中之一。現在，我們把「宋本」和「明本」仔細比較一番，就會發現它倆之間，區別很大，距離很大，確實無法證明仇英是直接摹自張擇端的原本。它們之間，缺少一些環節，缺少一個或幾個使兩者銜接起來的重要節點。這個環節，這個節點，是不是「X本」呢！
首先，我們不妨研究「宋本」和「明本」有哪些不同？
（一）「宋本」有木構的虹橋：從「明本」起，其它各本都沒有木構虹橋，而是石橋了。虹橋是山東一個獄卒發明的，它由於跨度大，建築便捷，堅固耐用，實用而且美觀，被大量推廣。首先，在汴河建成第一座虹橋；隨後仿建了許多座。這些虹橋方便了汴梁的交通，繁榮了汴梁的經濟，招引了許多人來河上觀光、遊覽。但1126年靖康之難，為了抵禦金人的進攻，就一下子全燒光了。這就招致了舉國群民的追思和懷念，編織了數不清的故事。虹橋終於成了汴梁人的精神標誌。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更成了日後汴梁人能寄托故國之思的著名藝術作品。而同一主題的藝術創作和臨仿活動竟延續數百年而不衰。但這種臨仿活動，決不可能從「明本」突然開始。當然，作為商業活動興盛的年代，這個時期有較多的人，追逐經濟利益，促使了這種臨仿行為大量孳生的因素存在，但不應該忘記人民對這種藝術品創製、臨仿的巨大心理追求。「X本」可不可能是明本之前經濟利益的追逐和心理追求的產物呢？
（二）宋本以汴梁為中心。重點是描寫清明時節北方冰河乍開，大量從南方開到汴京的商船市舶，擁塞在汴河中，在這裡形成一個以「上河」從事商業運輸和遊樂，以及清明節踏青、迎親，甚至也有一些祭祀活動的群眾活動高潮。宋本畫幅最短，只有5.28米，但船舶畫得最多，描繪最生動。如果說《清明上河圖》是命題作文的話，那「上河」的文章是做足了的；而以後各本，製作者大都參考蘇州城區面貌，船小了，小河溝多了，「上河」氣氛就遠不如宋本了。
（三）任何藝術創作都有各自的生活環境和時代背景作依托。《清明上河圖》的原創者張擇端是按照當時汴梁的情況作畫的，它描繪的是典型的宋代市井生活；明本描寫的是明代蘇州的市井生活，清本則加上了許多清代生活場景，甚至把清代早期的西洋樓，也畫在畫上了。各有各的時代特點、地區特點，這是肯定的。「X本」也有它自己的典型生活背景，這是後話。
（四）宋本描繪技法，是用水墨淡彩完成的，是半工半寫的。「X本」、明本和清本則是地道的工筆重彩作品，山水是青綠山水，建築是精緻的界面。
（五）誰都承認，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這本描述宋代汴京（東京）風土人情、地理環境的書，是影響張擇端創作《清明上河圖》最重要的文獻參考資料。在《東京夢華錄》的啟示下，張擇端把當時興建了許多座虹橋的汴河作為主要背景，以奇特的、跨度很大、美麗如虹的虹橋作為作品中心，向左右延伸；一頭伸向汴河東南郊野，一頭伸向水門，進入金明池。和《東京夢華錄》的提示基本吻合。但宋本沒有金明池這一段，顯然是截斷了，或乾脆沒有完成。這是宋和以後各本最大的不同之處。如果把現存故宮的宋本看成是稿本，正本不在了，則所有爭議就會少得多。如果說，我們找到了一個上承宋本，下啟明代仇英及以後各本的新環節、新本子，那麼爭議就會迎刃而解。筆者認為，「X本」就可能是這個新環節、新本子。
現在，我們從《清明上河圖》有沒有稿本說起。或許能打開解決問題的大門。
《清明上河圖》有底稿嗎？
故宮的《清明上河圖》附有十四款題跋。其實，這些題跋在當初並不是為現在的「宋本」題寫的。各款題跋時間拉得很長，第一款題跋是張著在1180年題寫的；第二、三、四、五各款沒有紀年；第六款題跋是楊准在1352年寫的；第七款是劉漢在1354年寫的。第八款李祁的題跋是1365年寫的；第九款題跋作者是吳寬，沒有紀年；李東陽在1491、1515年寫了兩個長跋；陸完在1524年寫了第十二款跋；馮保在1578年寫了第十三款跋；最後如壽詩跋沒有紀年。
我們要引證的是吳寬（1435-1504）的第九款跋。這款跋沒有紀年，但十分重要。吳寬是明代蘇州府長州人（今吳縣），字原博，號匏庵，青年時，即很有人望，成化八年，廷試第一。孝宗繼位，遷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後入東閣，進禮部尚書。他履行高潔，不為激矯，而自守以正。著有《匏庵集》、（《匏翁家藏集》），詩書兼擅。
我著意地引錄了關於他的生平人品的評介文字，是想證明他的話可信。他的題跋全文是：
金燕山張著以「此圖為張擇端筆，必有所據。後人仍以擇端作於宋政、宣年間，今畫譜具在，當時如有斯人斯藝，而獨遺其名氏何耶。大卿朱公藏此已久，余始獲展閱，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龍間，但少塵土撲面爾。朱公云：
此圖有稿本在張英公家。蓋其經營佈置，各極其態；信非率易所能成也。」
吳寬說的《宣和畫譜》沒有著錄張擇端和他的作品，正和《宣和書譜》沒有著錄蘇軾、黃庭堅這兩位大家的書法一樣，因為主事者是素有忌賢妒能之名的蔡京。且當時新舊兩黨紛爭之事未寢，這種歧見也可能影響到《宣和畫譜》的編定。這是另一碼事，不去說它。最重要的一句話是：朱公雲，此圖有稿本在張英公家。吳寬指的朱公是大理寺卿朱奎。奎字文征，號鶴坡，華亭人（今上海松江），景泰初授中書舍人，後官終大理寺卿，是有名的書法家。朱奎收藏豐富；30年後，李東陽也是在朱家見到《清明上河圖》才寫下那款著名長跋的。至於張英公是誰。我認為應該是永樂間，率師靖難入京的信安伯張輔（1375-1449）。輔字文弼，明祥符（河南開封）人，永樂間為右副將軍，多次征交趾，歷事四朝，封英國公。正統時卒，謚忠烈，以功追封為定興王。
在李東陽的長跋中，大略談到了《清明上河圖》輾轉流傳的一些經歷，卻沒有談到另有稿本的事。現在，筆者大膽認定，目前收藏在故宮的《清明上河圖》宋本，是張輔收藏過的稿本。稿本或正本都無礙於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是我誠懇的話，並不是企圖打倒國寶，另立山頭。
故宮宋本，即使存在沒有畫完（或者換一句話說，短缺了一截）的感覺，但在藝術上是完整的。如果說《清明上河圖》是一篇大散文，大記事文的話，它對宋代生活，對東京汴梁的風土人情多介紹一點，少介紹一點，精工一點，疏放一點，是不應該受到責難的。畫家已經盡到了他的責任，張擇端畫得很好，很很品味，有感情。千百年來，只因為有這樣的作品，才能撐得起中國輝煌的大藝術史；只因為有這樣的作品才能代表我們祖國精深博大的文化。
我這樣說故宮本不是正本，而是稿本，除了它自身的藝術形象外，還有很多別的方面的理由，不能說正本就一定比稿本好，比稿本高。古今中外，有很多作品就是以稿本形式出現的。我自己的創作經驗也表明：當自己在選擇某一個主題受到極大激勵時，縱橫塗抹，不計成敗得失，所畫出來的初稿，往往是不可重複，不可再現的。這些藝術感覺的問題，都可放下不談，還是從歷史、從邏輯上進行分析吧！
我這種論斷的理由是：前面提到過的《清明上河圖》的第一款跋語說：「按《向氏評論圖畫記》云：（張擇端）《金明池爭標圖》、《清明上河圖》選入神品。」整個跋是張著對張擇端的重要介紹。是一切有關張擇端個人及其作品最原始的介紹。張擇端的兩幅作品一同選入神品，應當不是虛浮的事。《向氏評論圖畫記》失傳了，張擇端的兩幅作品的存在並不一定是虛構的事。目前，應該可以認定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收藏的《金明池爭標圖》就是張擇端的兩幅入選為神品的作品之一。因為這幅作品雖然不大，（28.5×28.6）人物小如螞蟻，但形象生動，姿態各異，是極具魅力的作品，左側粉牆，還題有楷書「張擇端呈進」字樣。
另外，故宮博物院藏的《龍舟奪標圖》（25×114.6），題材相同，同樣也很精彩，與仇英摹本，和元本都有某種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這件作品的很多細節和仇本、元本，都極為相似。而與故宮《清明上河圖》卻不太相同。專家們認為這是元仁宗時期著名畫家王振鵬的舊稿。
宋代是中國工筆畫最盛行的時期。宋徽宗自己就是個工筆畫家，他對張擇端的作品，十分激賞，把兩件作品都定為神品，並親自題寫《清明上河圖》的瘦金體題籤，還鈐蓋了雙龍小印。現在流傳的故宮正本卻沒有這個標籤。我們認為這個標籤即使破爛成一堆碎渣，也應該受到重視，也應該保存。因為它是《清明上河圖》的生命符號，藝術標誌。
現在應該認定工筆重彩的《清明上河圖》正本佚失了，宋徽宗的題籤也沒有了；一切榮耀，都歸「稿本」了。這仍然是件好事。我說故宮宋本是「稿本」，絲毫沒有貶損它的意思。因為畫工筆畫大多以水墨畫作稿本，這是我們常用的辦法。故宮藏本是水墨淡著色，有很多稿本的痕跡，它行筆有隨意揮灑的感覺，許多人物，馬匹、舟車，有復筆改動的痕跡，這同樣也是一般稿本的特點。目前，故宮藏本只有半截，沒有金明池那一段，所以才有請人續作的怪事出現。假如認定正本是水墨淡著色，為什麼以後各種摹本仿本是工筆重彩了呢？假如認定原本是半截子，沒有金明池這一大段，為什麼以後各種摹本、仿本都無端派生出一大段金明池的怪事來了？真是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起了指揮作用嗎？
我認為應這樣肯定地回答：原本應該是工筆著色的，這是一；原本應該有金明池作煞尾，這是二；原本和明代仇英本之間，應該有一些環節缺失了，這是三。我仔細研究，認為「X本」在上述三點，都作了正面回答。
我的朋友從香港帶回來了一件別的文獻從未介紹過的《清明上河圖》，經過對它仔細研究，使我茅塞頓開，迷霧頓散。從而堅信我對此所作「假想」的價值。
三顆元印，是認定元本的線索。
去年夏天，一位香港朋友到碧水莊園來看我，並帶來他收藏的《清明上河圖》卷（即文中的「X本」），讓我看看，提提意見。
打開畫卷，使我很吃驚；這個卷子保存完好，而且畫得很好。在場的幾位畫家，也一致肯定這是一件很有水平的本子。人物、建築、船舶、車馬、市井風俗、城郭山水，都畫得蠻到位。但一看前面的序和後面的跋，就洩氣了。序、跋假得出奇，不由得掩卷歎息！後來，我又多次打開卷子，從各方面仔細考慮，很重視包頭上的那個題籤，題籤上的字是：宋翰林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真蹟，甲子十一日重裝，遂初堂秘玩。遂初堂建於乾隆37年（1772年）。是故宮寧壽宮第二進院落的主要建築，坐落在古華軒後，是寧壽宮花園中的書房。建成後，乾隆常到這裡和前一進的古華軒，由於乾隆花園離古華軒故址不遠，有兩顆古楸樹死去多年，又復活了，乾隆認為這是個祥瑞之兆，十分高興，就下旨在這裡修建「古華軒」，並親題了聯匾。原來，寧壽宮是清皇室祭祖的地方，滿族文化氣氛很濃厚。由於古華軒和遂初堂的興建，改變了這裡的滿族文化情調。現已按乾隆舊貌，重新裝修，成為故宮博物院文物陳列室。這卷《清明上河圖》在這裡重裝，是它進入皇室收藏系列的重要依據。重裝記錄的年月是甲子十一月。乾隆37年後的第一個甲子是嘉慶9年（1804年），第二個甲子是同治三年（1864年）。如果紀年不假的話，不是嘉慶九年重裝，就是同治三年重裝。這時，清朝統治混亂，皇帝們已經不太關注這些藝術品的命運了。下面欺騙皇上的事時有發生。這次重裝，就是一次嚴重的欺詐行為。但重裝者的目光淺薄，急功近利，竟接裱兩個偽序、偽跋。這種作偽，沒有矇騙過有較高文化修養的嘉慶（或同治），假如他們見到這個帶有連小孩也能看穿的假序假跋，肯定不買賬，連「御覽之寶」的璽印都沒有鈐上。最後，連附庸風雅的末代皇帝溥儀也因為上代祖宗設有「御覽」，他也不敢加上「御覽」的印記。於是，這件珍品就披上偽序偽跋的外衣，淪為很難見到天日的「劣等畫作」。直到溥儀出逃時，可能帶到了長春，由偽滿的懷遠樓加以鈐印收藏。
按年代說，張著的序，作於1186年，李東陽的詩跋成於1491年，兩者相距305年，作偽者竟用一種宣紙書寫。畫卷的折紋是豎的，偽件皺褶卻是橫的。偽作的張著跋字體拙劣，還丟掉了「燕山」二字，就使張著原跋中時空協律一致的感覺貫穿不起來，無法確指張著的典籍和生活年代。偽作的李東陽詩跋，多處訛漏，無法卒讀。李東陽是明代弘治重臣，是著名的學者、詩人，決不至於訛漏到如此地步。把偽作及跋和《四庫全書》中的《懷麓堂集》對照，除錯字外竟漏掉四句重要的詩：
獨從憂樂感興衰，空吊環州一抔土。
豐亨豫大紛彼徙，當時誰進流民圖。
這二十八字，裡面明堂太多：「豐亨豫大」是蔡京阿諛奉承，給宋徽宗統治貼金的鬼話。李東陽生性耿直，他是將宋代蔡京比作是對他掣肘刁難的明代入主司禮太監的劉瑾的。原跋的四句詩，表明了李東陽的心跡；偽作刪去二十八字，也表明了作者偽的心跡。這可能正是李東陽諫正德不從，引退居家，作偽搞的。原作有90字的詩跋，也一同被刪去了。這裡面很可能有收藏者彼此間的瓜葛存在。
「遂初堂重裝」之後，又鈐上了很多不明不白的印章，使它進一步淪落了；這是這個畫卷的最大厄運。除李東陽這位大家外，這裡面有與鼎鼎大名的張之洞、張之萬兄弟有關的印章；有假借紀曉嵐名義的印章，有明朝萬曆重臣王世貞的印章，有正德大臣王鏊的印章，有書畫名家周之冕、王孝禹、吳隱的印章等等。看起來堂皇冠冕，仔細辨析，和各印譜對照，全是假的。
我現在理清這些原委之後，決意不再研究重裝之後的偽飾，決意拋棄所有這些偽裝，從畫作本身摸起，從重裝前的情況摸起，來界定它本身的藝術價值和文化內蘊。脫掉臭皮囊，還它真面目！
「遂初堂重裝」時把畫芯保留，原來裝池的綾邊，引首、包頭，全部截去。有的印章，鈐跨在畫芯和綾邊之間，經過「重裝」，有的印章，只剩下鈐在畫芯的一半。
經過反覆琢磨，我在畫卷尾的下方，發現了半個橢圓形的白文印，印文是「岳浚」。一查，使我高興得跳起來。關於岳浚的生平，在不同的典籍上有好多種文字著錄，大同小異。岳浚，字仲遠，是岳飛的九世孫，他生活活動在元代，他的祖籍已不是相州湯陰，而是元代常州宜興人了。由於岳飛的原因，迫使岳浚更改里籍是可能的。他是著名的藏書家和學者。他上幾代，都是武將。入元以後，棄武從文。岳浚博學好問，積書萬卷，對他人求讀其藏書者，皆任其檢閱，一時名士，多游其門。岳浚官石門縣尉，未幾乞歸侍親。（另外還有一個岳浚，是清代名臣岳鍾琪的兒子，前後對不上卯，故略去。）
這個小橢圓形的印章，古樸隨意，是典型的元印，印色滋實沉著。鈐印時，跨在畫芯和綾邊間，「重裝」後，削去了一小半。
岳浚是岳飛的九代孫。岳飛是1142年被害的，他的孫子岳珂（1183-1234）《桯史》、《愧剡錄》、《金佗萃篇》等書的作者），1183年出生。與岳飛相距兩代，40多年；要是九代，大約是180-200年左右。岳浚出生則大概在1330年前後，在元代天歷和至順之間，這是我認清了的第一個元代印章。
在兩個多月的研究探索中，我曾多次研讀了《清明上河圖》的十四款題跋。其中，元至正壬辰（1352年）楊準在從武林陳某處購得此圖後所題長跋，引起我極大興趣。武林是現在的杭州，但陳某是誰呢，經過艱苦追索，我大膽地認定是杭州人陳彥廉，但手邊材料不太充足，只能暫時存疑。
恰好，我看到的這個《清明上河圖》卷前的下方有一枚白文方印，右邊一半在「重裝」時，被割去的二字應是「陳氏」，或「陳印」，只剩下「彥廉」二字。
這兩個半邊印，一在卷首，一在卷尾。兩枚印章，在拍賣中都曾著錄過，只不過沒有引人注意而已。這時，岳浚在太湖之西的宜興活動；陳彥廉在太湖南面武林活動。可以肯定這件《清明上河圖》曾經流傳在太湖文化圈子周邊，如果把從宋元開始，直到明清，太湖東面的蘇州一帶，一直是書畫的創作中心聯繫起來看，就可以找到這個卷本的蘇州市井風貌非常明顯的原因；這兩顆印章引發我對這卷本的年代的關注。這時，我隱隱約約地感到它是不是元代晚期的作品？（為了敘述方便，我們暫時定它為「元本」。）但光憑兩顆印章來認定創作年代是遠遠不夠的。於是，我再往下探尋。
往下探尋的結果，是在卷本上發現了各種生活細節，特別是服飾上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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