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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像（圖片由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鄭培凱
王國維生前只是一名學者，而且是「政治不正確」的前清遺老，在當時頗遭進步人士的白眼。然而，究其一生，其實離政治很遠，與政壇上的翻雲覆雨，與時代的天翻地覆，都沒什麼直接的關係。他是一名典型的書生，是把生命的火焰完全奉獻並照亮學術真理的人。在近百年中國學術的發展上，他是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影響似乎愈來愈顯著，愈來愈讓人感到，他是開一代風氣的大師，而且對中國未來的學術及教育，有指導及啟示的作用。
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是個浮囂昏昧的世界，很少人還相信世上有真理，還相信做人做學問要真誠。人生的意義與道德的標準，全都以金錢來衡量，都以物慾的滿足作為追求的目標。學術界變成謀生的職場，變成政府官僚控制知識人的閻浮界，把一切學術追求都聯繫到實用的政經問題，上焉者製造飛天的火箭與橫行的坦克，下焉者則批量生產柴米油鹽醬醋茶。學者淪為學術工蟻，成為學術工廠的技術工人，變成學術機器的螺絲釘，不但對學術真知的探求毫無能力，也喪失了興趣，完全印證了龔自珍慨歎的「著書都為稻粱謀」。不過，感慨歸感慨，世界大概從來如此，否則也不會有人自古就慨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只是「自古皆然，於今為烈」，總是讓人言之傷心。在這個意義上，王國維一生奉獻給學術，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就特別有啟示的意義。
1934年，陳寅恪在王國維過世七年後，為《王靜安先生遺書》寫序，點出王國維在近代學術思想上的地位，是這麼說的：
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
也就是說，王國維不但繼承了中國學術的優良傳統，也開拓了學術的新局面。陳寅恪概括王國維的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說了三個方面：一，「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即是以考古實物與歷史文獻相互參證；二，「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是以外國史籍文獻資料與中國文獻相互參證；三，「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特別是在文學藝術研究的領域。陳寅恪預言，王國維在這三方面的貢獻，對將來中國文史研究有啟導的作用。他同時還說，王國維是「古今中外志士仁人」之屬，一生思考並產生困擾的想法，「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這種超越時間與地域的理念，是同時代人所不能理解的。
王國維除了在文史考據方面，開一代之風氣，影響了近百年學術的方向，究竟還有什麼「超越時間地域」的理念，可以作為後世文化發展的啟示呢？
王國維曾經自述追求學術的經歷，發現自己最終關懷的是哲學與藝術，但讓他最為困擾的也是哲學與美學思考的問題。他說，「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也就是對人生意義、對道德規範、對藝術美感、對幸福快樂，產生了切身糾纏的困擾。王國維是一個有信念、有理想、有道德追求的天才，堅信人世間有真理的存在。然而，生活在天崩地解的時代，從晚清進入民國，從帝制轉為民主共和，他感受到的是，從忠孝節義的和諧秩序變成無法無天的革命打倒，一切都打亂了，眼前是「天末彤雲暗四垂」，理念的追求與生活的現實，發生極大的衝突，而且找不出解決之道。
他在困擾中的真誠思考，他在《人間詞話》中引述尼采所說的「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都反映了他嘔心瀝血的心路歷程。單單是這種真誠的態度，這種超越物質利慾、不計利害的探索與追求，就值得我們尊敬，值得我們注意他所說的每一句話。他說的並不一定都對，並不都是真理，但是，他不會騙自己，也不會騙人，其中絕不牽扯利益衝突，絕對沒有偽善的教條。
王國維在《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一文中，開宗明義就說：
天下有最神聖、最尊貴而無與於當世之用者，哲學與美術是已。天下之人囂然謂之曰無用，無損於哲學、美術之價值也。至為此學者自忘其神聖之位置，而求以合當世之用，於是二者之價值失。夫哲學與美術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萬世之真理，而非一時之真理也。其有發明此真理（哲學家）或以記號表之（美術家）者，天下萬世之功績，而非一時之功績也。唯其為天下萬世之真理，故不能盡與一時一國之利益合，且有時不能相容，此即其神聖之所存也。
表彰哲學與美術的重要，不在於一時一地，也不在於當下的利益，而是長遠的，是對天下萬世有所影響，對人類文明有所貢獻，所以「最神聖、最尊貴」。王國維所說的「哲學與美術」，其實包含了一切人文思考與文學藝術創作，一切超乎個人追求自己實利的領域。一般世人比較短視也比較自私，不了解文化的長遠意義，經常批評人文藝術，說「無用」。然而，這種批評無損哲學與美術的真正價值，在人類歷史的天平上，屬於杜甫說的「蜉蝣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可是，假如學者和藝術家忘了自己從事的事業，附和浮世的短視價值標準，媚世而求名求利，那就變得毫無價值了。
王國維還怕人們聽不懂他的辦法，為了世俗的例證，說明為什麼哲學家與美術家比政治家與實業家重要。他說：
世人喜言功用，吾姑以其功用言之。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豈不以其有純粹之知識與微妙之感情哉？至於生活之欲，人與禽獸無以或異。後者政治家及實業家之所供給；前者之慰藉滿足，非求諸哲學與美術不可。就其所貢獻於人之事業言之，其性質之貴賤，固以殊矣。至就其功效之所及言之，則哲學家與美術家之事業，雖千載以下，四海以外，苟其所發明之真理與其所表之之記號之尚存，則人類之知識感情由此而得其滿足慰藉者，曾無以異於昔；而政治家及實業家之事業，其及於五世十世者希矣。
王國維用通俗的說理，解釋人文藝術的長遠價值，是與人超越其動物屬性的意義有關，並說政治家、實業家的貢獻是屬於低層次的食衣住行，是短期的。然而，這樣的通俗解說，當然沒說明人文思考與藝術的最根本價值，因此，王國維最後強調，哲學家與美術家通過創造發明，發揮了自己天賦的能力，本身的快樂「決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所以，千萬不能忘記自己本身發明宇宙人生真理的神聖價值，千萬不能降低自己，把神聖的真理追求變成「道德政治之手段」，忘記了自己的天職，忘記了獨立的自我。
陳寅恪說王國維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一文就可清楚看出，百年之後，對我們今天還有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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