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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向歷史自首」事件（之一）
古遠清
1977年至1978年，台灣發生了鄉土文學論戰。這場論戰由彭歌揭開序幕，他發表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文章，矛頭直指鄉土文學的代表作家王拓、陳映真、尉天驄。余光中寫的《狼來了》則以「公開告密」的方式煽動說：
回國半個月，見到許多文友，大家最驚心的一個話題是：「工農兵的文藝，台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這裡講的「工農兵文藝」，影射台灣的鄉土文學。這篇只有二千多字的文章中卻抄引了近三百字的毛澤東語錄，以論證台灣的「工農兵文藝」即鄉土文學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隔海唱和，暗示鄉土文學是共產黨在台灣搞起來的。緊接著，余光中埋怨台灣的文藝政策過於寬容：
北京未聞有「三民主義文學」，台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藝」，台灣的文化界真夠「大方」。說不定，有一天「工農兵文藝」還會在台北得獎呢。
余光中一口咬定主張文學關懷、同情的焦點定在農、工、漁等下層人民身上的鄉土文學，就是台灣「工農兵文藝」，並將其視為「狼」，以表明自己與執政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勇氣」：
不見狼來了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來了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
這裡講的「狼」和「抓頭」的動作，已經超越了比喻這一文學修辭手法範圍。尤其是「抓」字，是全篇之警策，寫得寒氣逼人。難怪《狼來了》發表後，「一時風聲鶴唳，對鄉土文學恐怖的鎮壓達到了高潮」。台灣文壇由此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意識形態前哨戰。鄉土文學的提倡被官方文人認為是別有用心，鄉土文學作家群起批駁這種不講理的指控。連與鄉土文學不沾邊的作家，也紛紛起來反對對鄉土作家「抓頭」。
在鄉土作家差點遭到滅頂之災，尉天驄面臨被解僱乃至坐牢的危急形勢下，余光中卻因為反鄉土文學有功，和李喚等黨政要人坐在「全國第二次文藝座談會」主席台上，而鄉土作家卻因為被誣告不得出席這次會議。
正當台灣文壇殺伐之聲四起時，卻闖來了兩位老將——「立法委員」胡秋原和新儒家代表徐復觀，大喊「刀下留人」。胡秋原認為《狼來了》裡面有嚴肅的政治內容，弄不好是要坐牢的。他不認為鄉土文學是「狼」，反而認為是一隻可愛的「小山鹿」。他以銳利的眼光指出余光中的文章有可能讓人「削頭適帽」的危險性。徐復觀則以哲學家的慧眼，看到了《狼來了》這篇文章的嚴重性：「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這位給年輕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拋到頭上，便會人頭落地。」徐復觀說得比胡秋原更尖銳，也更形象，充分體現了這位新儒家對年輕一代的關懷和保護精神。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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