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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沈周《紅杏圖》
李恩柱
宋祁既是北宋的官員又是詞人，名氣很大。最為後人熟知的《玉樓春》有「紅杏枝頭春意鬧」一句，頗得人激賞，流傳至今，為他掙得了大名，人稱「紅杏尚書」。王國維《人間詞話》云：「『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
不過，才氣、智慧等等，終究不能代表他的全面。陸游的《老學庵筆記》記載，宋祁經常在府邸大開筵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歌舞相繼」，賓客們在裡面飲酒歌舞，直到第二天凌晨。又據宋．錢世昭《錢氏私志》記載，宋庠、宋祁兄弟兩人元夜各自消遣。宋庠在書院讀《周易》，小宋則點華燈擁歌妓醉飲。翌日，大宋諭令所親誚讓雲：「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吃齋飯時否？」學士笑曰：「卻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吃齋飯，是為甚底？」宋庠乃宋祁之兄，天聖初，兄弟二人同舉進士，人稱宋庠為大宋，宋祁為小宋。
大宋、小宋提及的吃齋飯，當指苦讀時的事情。《塵史》云，宋氏兄弟「就學安陸，居貧」，沒有錢過冬至節，只有把祖傳寶劍上的銀飾拿去換錢。這個就是宋祁所說的「冬至吃劍鞘，年節當吃劍耳」那段日子。登上高位的小宋奢侈享樂，在過去是不算什麼的，因為整個社會的思想就是如此，也可以說，在人們的內心深處，宋祁的思想佔據著很大的空間，其兄責備他，著眼點也不是這種生活方式本身，而是嫌他忘記了過去，過於放縱自己。宋庠在書院苦讀，更多體現為一種個人生存特色，不是道德發揮力量的結果，當然更不是法律的功效。假如大宋也和小宋的愛好一樣，宋祁就不會受到絲毫責怪。
數年前，有學者對唐朝白居易的個人生活頗有微辭，從治學的角度說這也許有點以今析古，不足效法，但站在社會心理、個人生活與反省和監督的關係看，卻是有意義的。無論個人的素養多麼深厚，人格多麼偉大，他對事物的判斷永遠與社會現實、社會意識緊密相連，也就是，個人的行為和社會價值標準是有因果關係的。通常說來，個人的大多數是以社會是非為是非的，少數個人某些超越常軌的行為不一定得到認可，雖然說沒有個人就無從談起社會，但當眾多個體組成社會之後，卻陡然生出一種散居的個體從來也沒有的行為準則和價值標準。到這時候，個人不得不按照社會的意志確定自己的行為準則。宋庠也好，宋祁也罷，都離不開社會早已給他們準備好了的行為範本。
歷史上同一行為，常常因為朝代不同而會得到不同的評價，趙匡胤遇事不嗜武力，有人讚歎，也有人咒罵；荊軻有英雄之稱，也被目為流氓。同一個人，因所處的社會環境不一樣，社會奉行的價值觀迥異，行為就有差異。大宋與小宋乃同胞兄弟，大宋所言真切，小宋回答坦誠，沒有撲朔迷離的辭彙，我們後人也就容易看到他們反省的力度究竟多大。實際上，在無制度約束的情況下，大宋自大宋，小宋自小宋，不可過高估計其效能。但話又說回來，如沒有反省，大宋也會滑到一邊。制度建設和自我反省如鳥之雙翼，缺一不可。
小宋的奮鬥觀初看是他個人的，實際是社會的。改變個人的觀念雖然也不容易，相較而言，比改變社會的觀念容易得多。社會的觀念變了，小宋必然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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