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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窺香港公共藝術（下）
文：李卓賢 攝：李卓賢 尉 瑋
上周本版刊出了關於香港街頭藝術的報道，試圖去看公共表演藝術在香港的生存狀態。而本文則從新近於沙田落成的「城市藝坊」入手，也訪問公共視覺藝術研究者和藝術家，探討這幾年以至今天公共藝術發展存在的問題。
城市藝坊位於沙田大會堂及圖書館周邊，於本年7月23日設立。由於香港協辦京奧馬術，新鴻基地產負責選手村的奧運設施工作，除了美化奧運村附近的園林景觀，也要讓奧運選手、奧運工作人員，以至沙田區的居民感受奧運氣氛。在新鴻基地產慈善基金出資下，主辦單位邀請了十九位國際知名藝術家，在這片人流會集之地，放置裝置藝術與視覺藝術品。
今天「城市藝坊」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副教授陳育強，是城市藝坊的藝術總監，由於他與國際藝術家一直有緊密聯繫，在是次城市藝坊的籌備上，被委託負責為主辦單位邀約世界級藝術家，既為兩者之間的橋樑，又可以說是充任說客。
「作為一個放在公共空間的永久性計劃，必須顧及很多方面。在新地看來，除了有國際性，也要有其前瞻性，必須要得到公眾的認受，不能引起反感。」
城市藝坊既為響應奧運盛事，又得到商業基金贊助，無可否認，是一個由政府與商界主導的公共藝術項目。在一個空間內是否置放一項藝術品，甚麼訊息的展品得以和公眾作出互動，就成為關鍵的問題。早在評選和協商的過程中，如有概念上不合的作品，早被排除。
陳育強指，經過協商與選取後，得出的作品是特別的。如Vivienne Tam（譚燕玉）本身是潮流設計師，而徐冰以漢字概念藝術見稱，他們的公共藝術作品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在配置上有些事情是他自己未試過的，例如英國的WOKmedia在水中放眼球燈。而政府和主辦單位本身關心的問題，也在他意料之外。
「其實很大程度都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因為政府或主辦單位關心的不主要是藝術品的信息，而是作品的安全性與保養。」
「城市藝坊」完成以後，管理和保養都交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去管理，平日會有職員檢查。設計師把維修指引交給該局，一切維修都由有關部門負責。陳育強笑言，建築署的專家說不定比創作者更專業。
「因此藝術家出來的意見，並非負面的建議，而是認為主辦單位或政府的要求太高。因為作品既要顧及持久性、安全性、保護方法甚至mobility，放在戶外與觀眾互動，他們就對用料有不少要求，例如用甚麼不鏽鋼，作品的邊緣不能太鋒利等等。大膽的作品其實在最初的時候已調節過，有的只是技術上的問題。」
陳育強認為，「城市藝坊」的意義在於，以往的香港公共藝術只是為裝點有限的空間而配置，這次可說是首個香港大型的公共藝術活動，相信以後會有更多同類型展覽。記者走在城市藝坊拍照，看見情侶坐在何周禮的作品中隅隅細語，戀人在Dennis Oppenheim的戒指作品前似結盟誓，遊人在Mimmo Paladino下拍照，一時間香港，似乎真的藝術起來。
公共藝術調查
這種政府、文化藝術和商業三者協作的公共藝術模式，誠然是香港藝術多年來一直致力開拓的發展路向。可是藝術和政府機構的連結，或者和市場流向協商，又是否完全發揮公共藝術的意義？
且把「城市藝坊」的效果擱在一旁，回顧一下過去公共藝術發展的一些討論，梳理一下在擁有「城市藝坊」與「西九文娛藝術區」的年代，公共藝術發展仍面對甚麼難題。
許焯權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早於01年他任職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時，曾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視覺藝術小組委託，進行本地公共藝術調查。
記者為跟進該研究的現況，訪問了許焯權教授。許焯權指，自從那份研究報告以後，他已沒有在科研範疇內進行的研究，當然在廣義的公共藝術中，他有參與了公共藝術活動，如和李歐梵教授合力的「文化工房：香港在威尼斯」，但據他所知，研究只是獨立個別地進行，很多建議最後也沒有實踐。
記者翻閱報告，許焯權在2002年的報告中，制定了短期、中期及長期的公共藝術發展建議。在短期方面，建議政府讓不同部門有藝術發展的協調與共識，在不同界別推廣藝術；成立多個公共藝術部門，整合藝術專家；加強藝術發展中介機構的獨立運作能力；發展網上藝術資料庫；並在學生和年輕藝術家之間推廣公共藝術。在中長期內，推動由自願至強制的百分比藝術計劃（Percent for Art Program）；在課程中引入藝術教育；鼓勵區內及國際藝術交流；利用稅務及商業優惠，促進機構自願推動藝術發展。
許焯權指，有鑑於當年台灣九十年代末，在公共藝術發展上政策推行過分急促，很多基建沒有配合整個政策，引致社會的混亂，因此在公共藝術的建設上，應為發展制定步驟，以政府為起點，營造公眾和機構自發的環境。但在藝術法規方面，香港已落後於其他城市。英法等歐洲國家，在大型項目上預留1%的藝術發展預算，美國在1982年已有藝術百分比法案（Percent for Art Law），不少大城市甚至留有2%的發展預算。許焯權指，當中以西雅圖的公共藝術政策，最為值得參考。
「可是到現在我們看見，政府沒有在所有的公共政策中，預留1%的文化活動預算，甚至我們也沒有看見一個網絡公共創作平台。從這可看見，政府只是做了諮詢或者研究，到結果出來了，卻沒有去採用，因為他們已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而所謂的想法，許焯權指是顯而易見和片面的，就是把公共藝術純粹視為美化空間和裝點，廣場上的公共藝術，很多時只被政府和主辦機構看作露天藝術館而已。
許焯權再以美國藝術家Mel Chin在90年代的公共藝術作品作為例子。1990年Mel Chin在美國明尼蘇達州（Minnesota）做了一個Revival Field。當地由於乃工業重鎮，多年來土地受污染，因此他與Rufus Chaney博士合作，在該州聖保羅的堆填區，廣植一些植物，把土壤的重金屬累積和吸收。為人稱道的，是裝置藝術一般是改造資源和物料以表現創作者的靈韻，然而Mel Chin卻以「看不見」的物料，以及以生物化學作為工具，並重新介定藝術。Mel Chin這個與科學結合的藝術品，雖然沒有帶來極大的環保效益，但也被引介至賓夕凡尼亞的彭馬頓（Palmerton, Pennsylvania），以及德國的斯圖加特（Stuttgart, Germany）。許焯權說明，一方面公共藝術可以做到美化環境的效用，但另一方面，也應可以改善生活空間，並讓人反思生活的問題，香港的公共藝術發展，應多參考外國的例子。
下一個「城市藝坊」，又會是甚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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