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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啟賢在四川參與災後重建。
文：梁小島 圖：由受訪者提供
今年5月底，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率中國國民黨代表團訪問大陸，在一次會見中，他特地為一名缺席的團員做了解釋，因為要參與四川大地震的救災和重建工作。此人便是國民黨副秘書長詹啟賢，「9．21」台灣大地震時任衛生署署長的他，曾負責了所有的醫療急救和重建工作。
「因為親歷過類似的情況，知道緊急階段是什麼，後面要做些什麼，就和災區當地政府交換意見。我們除了在川北設有醫療站救濟點外，還有7、8位骨科醫師在華西醫院一起開刀。」
「我們都是在第一線的，不是（和領導）照個相就回來，我不做那種事。」他對記者說。
8月中，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與亞太台商聯合總會聯合舉辦了一場講座，特別請來詹啟賢做「醫學與人生」的主題演講。雖然早在去年8月，他從台南最大的醫療機構奇美醫院院長位置上隱退，但對於「3．19」陳水扁槍擊案中，他見證當時的經歷，仍是現場聽眾最好奇的部分之一。也許，解釋和澄清已太多，他選擇小心回避。「這次我是來香港度假，不談政治。」聲音依舊雄渾有力。相比之下，他更關心社會文化，於是欣然接受本報記者的專訪。
受命於危難
在文華酒店見到詹啟賢和太太，記者要了一杯橙汁，詹啟賢立即就說，「怎麼喝得這麼簡單？」記者曾聽到有關他鍾情不加水、不加冰塊的純威士忌的說法，猜想他指的是不醇厚。年已六十，詹啟賢依然神采奕奕，滑雪、打高爾夫，都是最愛。「也不全是因為學醫才注意身體，也是興趣，喜歡運動。」換句話，喜歡有變化的充實生活。
所以，儘管退了休，詹啟賢的醫療事業卻沒有停歇，08年他受邀加入台灣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一個致力於社會服務、醫療、教育的民間佛教團體，擔任醫療及教育志業決策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他們（慈濟）在醫療和教育的志業越來越大，在台灣已有6家醫院和1所大學，正是發展的關鍵。我主要幫他們整合資源，建立制度，讓他們能夠健全、有序的發展。我覺得對社會有意義，儘管面臨困難，他們來找我，我也接受了。」
他的另外一個身份是台灣國光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長，也是剛剛上任幾個月，致力生產流感、腦炎、小兒肺炎等生物疫苗，也針對亞洲地區共同面對的流感疾病如禽流感、SARS等，尋找各種合作機會。但他當初接手國光時，公司卻正面臨著資金募集的巨大困難，是一個燙手山芋。
「這事要是做成的話，對社會是正面的，而且我們不做就沒人做了，這需要找到資金，需要執行力去貫徹。」「從來都是別人找我，不過做不做則由自己決定。」不過，兩度出任奇美醫院的院長職務是例外。
1989年，詹啟賢剛過四十歲，經過在美國16年的專業磨礪，他已當上了加利福尼亞一家大型醫院的外科部主任，順風順水，卻遇上中年危機，一心想做個改變。1990年，他放棄美國的高薪，回台發展。第一站便是奇美醫院的前身逢甲醫院，出任副院長兼外科主任，第二年升任院長，短短幾年內便令醫院轉虧為盈，不僅將醫院升格為醫學中心，到2004年該院更成為南台灣最大型的醫療機構。
1997年，詹啟賢出任衛生署署長，被他稱作是「從微觀醫術到宏觀政策」的轉向。其實，他還在美國時已做好了對管理的準備。「那時候美國在醫療的支出越來越高，很多人都在抱怨，於是管制的措施開始受重視，對於專業和管理的關係，我不明白，因而決定去上MBA。」
回到台灣，他發現面臨同樣的問題。「台灣的全民健保制度是以計劃經濟的方式去做的，可是台灣是一個市場經濟的社會，這裡面必然存在衝突。我的看法就是在這兩種體制中找一個平衡點。」
詹啟賢在任期的三年內，推動了二十二條與醫療改革相關的法案；完成多項重大醫改政策，還奠定了台灣急診重症及檢傷制度的醫療基礎等。
醫學與人生
詹啟賢家族五代行醫，當年他要填志願表，被父親搶過來，在所有空格裡寫「醫科」。起先抗拒，後來接受了。如果不做醫生，自己會選什麼?「我會去念法律，個性上也符合。我喜歡邏輯清楚，前後一致，分門別類。這幾年來，也發現自己黑白分明，對不好的事情比較不能接受。」
只是，從醫之路卻並不順利。當年在美國為了取得行醫認可，他專接急診室的活，一天24小時，隨叫隨到。還有，要常常與死神搶時間。曾經他為了讓病人心臟復跳，要直接將手伸入病人胸腔，按壓心臟，於是疑惑生命與靈魂的存在。「哪有那麼容易，但是要突破困難，如果不樂觀就什麼也不用去做了。」
詹啟賢因為訪問時穿休閒裝，不願意現場影相，太太笑說他一遇到嚴肅場合，便不會拍照了。也許，他希望鏡頭前後都能保持一個樣，當然這樣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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