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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隋
社會的混亂和不公總是會催生出很多「憤青」。先秦諸子中，就有很多憤怒的人士。溫和如孔子者，不是也「憤怒」過嗎？當他看到「八佾舞於庭」時，就怒不可遏地說：「是可忍，孰不可忍！」八佾是天子之禮，諸侯也敢拿來用，豈能容忍？孟子更是典型的「憤青」代表，說了很多憤怒的名言，比如「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誅殺像紂王這樣的暴君，有其正義性，不算「弒君」）。當然，諸子中最憤怒的人士當屬老子。他的《道德經》五千言中相當一部分是表達對社會不滿的言論。
他說：「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第五十三章》）這句話指斥了當時統治者的無恥——自己過著豪華的生活，而百姓卻田園荒蕪，倉庫空虛。於是老子憤怒地說：這簡直就是強盜頭子！多麼的無道呀！「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第七十五章》）賦稅太多，百姓飢餓，暴政頻仍，社會難治。統治者只是一味追求自己慾望的擴張，結果百姓生活無望，只能輕易地拿生命去鋌而走險。在《第七十四章》，老子說了「民之輕死」危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民的絕望被逼到了極端，他們連死都不怕了，還有什麼法律能對他們產生阻嚇的作用呢？於是暴民與暴君的對抗就拉開了無限循環的悲哀序幕。
正是對無道的統治者的絕望，老子像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家那樣提出了「無為」的治理方案。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家也喜歡把統治者當作無道的壞人來看待，因此他們要求政府「少作為」，要對經濟持一種類似於「無為」的放任主義態度，當時他們還提出一個口號：「最懶惰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當時春秋之亂，很多政府只會胡亂作為，搞得民不聊生，於是政府越「作為」，天下越混亂：「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第五十七章》）。
李澤厚從「巫史傳統」的角度出發，認為《道德經》是對以往歷史的認識和總結，是對以往歷史規律性的一個理性概述。有籍可考，老子本人也確實是歷史學家，他曾擔任周的史官，他肯定閱讀了大量的歷史文獻，所以他的短短五千言才「簡約而不簡單」，擁有讓人琢磨不透的神秘魅力。
一般來說，憤怒的人也往往有犬儒主義的一面，因為憤怒者大抵都是智力出眾者，他們對這個世界看得太透、太徹，因此也可能無意中流露出一些權詐思想。歷代闡釋家總是有不少人把老子當成陰謀家，說《道德經》是「君人南面之術」，這都不能說是空穴來風。現在內地一些企業家、商人對老子也多持這種看法。近代持此種看法的學者也大有其人，這些人當以國學大家錢穆為代表。不管怎樣，老子的底色是憤怒的。雖然他主張行「不言之教」，自己不得不卻留下讓人困惑不已的煌煌「五千言」。這說明了他救世的熱忱未因憤怒而熄滅，憤怒之後的用世之心似乎更加炙熱。絕望可以催生徹底的憤怒，但是做到真正的絕望是不容易做到的。老子遍覽史冊，他有一肚子的治國理想，因此不可能是徹底絕望的，所以他寧可給自己籠罩上一種犬儒的權詐之術（以此來吸引統治者閱讀），也要將自己的治國理想和人生哲學傳播於世。當然了，為了這種人生理想和治國理想的實現，老子還預設了自己的宇宙論來給這種理想增加「天威」成分。理想在這裡找到了宇宙中最高的依據。張岱年說：「中國思想家多認為人生的準則即是宇宙的之本根，宇宙之本根便是道德的標準；關於宇宙根本原理，也即是關於人生的根本原理。所以常常一句話，既講宇宙，亦談人生。」這話放在老子這裡是最合適不過的。「安頓現實的生活」才是憤怒的老子的真正追求。他的憤怒是因為百姓的現實生活得不到安頓。也許正是這種憤怒驅使他吸取了部分權詐思想，驅使他增添著作的天道哲學觀來增加自己的權威性和神秘性，也許老子本質上就是一個救世心切的憤怒哲人。當然僅僅是「也許」，是一種很可能的情況，真正什麼樣我們誰都不可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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