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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敏之
(接上篇)首先應看到，諸葛亮以布衣之身，隱居隆中，以消極的思想感情「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但是他胸懷天下，研究世事，懷管仲、樂毅之才，仍於隱居歲月中企待有所作為。應當看到漢末之世，天下大亂，苦了蒼生。多少懷才之士都尋求安身立命而又可施展抱負的機緣，當時割據的群雄也企圖吸引人才為己用。華歆依附曹操的權勢，正是曹操挾天子之名，施奸雄之智，令華歆為他盡忠，獵取到封侯高位。
諸葛亮卻是另一種志士豪傑的風格，他結交的相知友人如徐庶、崔州平等就很了解佩服他的才能處境。當劉備以漢室宗親，有志於策劃軍事以澄清漢末大亂，復興漢室基業之時，以勢孤力弱，陷於困頓，就決心求賢求助。因徐庶推薦諸葛亮於劉備之前，劉備曾託徐庶約諸葛亮同來會面。而徐庶認為「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建議劉備「枉駕顧之」。於是就有了三顧草廬、隆中對策的歷史佳話。諸葛亮是感受劉備有澄清世亂、復興漢室之志及三顧之誠才慨然出山相助的。諸葛亮之出山，是重視正名而行事的，就是以復興漢室為志，當他出山時是受命於軍事垂危之際，不憚於兵敗晝夜奔走之勞，歷經長期的策劃，終於取得荊益以蜀漢立國，與曹魏爭奪統一天下，實現復興漢室的規劃。隆中對策推論形勢的發展，正符合諸葛亮的預期。當諸葛亮承擔重任治理國事時，他以「明恥教戰」作為國策。他勵精圖治，賞罰嚴明，制定漢科（律），作為一國的法度。寫《三國志》的陳壽，本是西晉時代的史學家，他的父親曾被諸葛亮判處髡刑（即剃去頭髮），但他在《三國志》寫《諸葛亮傳》時，並無恩怨的成見，仍以公正的史筆寫道——
「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當劉備於白帝城託孤的時候，諸葛亮忠於復興漢室的無私態度，向劉備垂涕表白決心，而非僅以忠於劉備為盡私誼，在前後《出師表》中可證明。在諸葛亮策劃軍事不論南征孟獲，爭取夷漢改善關係以固後方，六出祁山以伐魏，諸葛亮特別著重訓練有紀律的軍隊，而非以殺伐為能事。就是為了解決遠征運糧補給的困難，他推行了分兵屯田的政策，「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引文見陳壽：《諸葛亮傳》）
歷史的記載上，未見有諸葛亮以軍事屠城或大事殺戮的紀錄，直到他病倒於五丈原、只因魏強蜀弱，諸葛亮謀盡人事而難扭轉形勢，終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正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陸游以詩詠歎：「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也如作了史論。
綜觀諸葛亮一生事蹟，是以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的雄才大略來爭取澄清亂世復興漢室、「止戈息武」來慰蒼生，不應視他僅為報答劉備三顧之誠而諷為「愚忠」，而是如杜甫說的「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這老臣心就是以天下蒼生為念的。
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風亮節，感動了後世多少志士仁人以之為榜樣，為國為民不憚於犧牲。以周恩來總理的事蹟而論，他忘私忘我，是為了革命事業的需要。領袖群倫在何時代都不能少的，而為人民、為國家漢事偉大的事業，既要有精明的領袖，也要有優秀的部屬人物。曹操以創「領軍」名分統領軍事，其實也是領袖之稱。因此不應視擁戴領袖就諷之為「愚忠」。
再看胡覺照教授建議撤去《出師表》，代以華歆的《止戰疏》。認為《出師表》的愚忠思想「不利於形成科學的軍事觀，甚至不利於形成『止戰息兵』的觀念」。對於這種論斷，更是昧於諸葛亮的抱負。他的軍事家的思想早就具有獨創木牛疏馬類似科學的措施，他的政治家的思想正是澄清戰亂以「止戰息兵」，解除人民顛沛流離備受苦難的不幸。再以當今的世局觀察，我們的國家能不「整軍經武」以應世變嗎？能教不論初中或大學的青年學子具有憂患意識以看待國情和世界形勢嗎？實現「止戰息兵」的觀念，必須記取古代《左傳》宣十三年魏武子強調「整軍經武」的重要性，不能於「和平」高調中麻醉自己。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更應作為崇高道德典範承傳於世代。《出師表》堪與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同為千秋不朽的名篇。 （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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