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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則香港女性生育率下降的新聞引起許多人注意。家計會的調查顯示，香港每對夫婦平均生育子女數目，已由30年前的3.3名下降至1.5名，更有8成1女性表示不想生育或再生育。數字遊戲的背後，往往可以見到更多香港社會的文化、觀念、意識形態及社會現象的變化。從金錢角度看，將孩子養育成人的花費肯定左右著生育的意願；同時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與現今女性地位提高，都是影響生育的因素；而社會整體經濟的衰退又將如何影響年輕人的「生育觀」呢？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方向。 ■本報記者 覃卓嘉
家計會每5年一度的調查於07年底至今年4月進行，今年該會共訪問了1,510名已婚或同居的婦女，及其中770名受訪婦女的配偶。報告顯示，除過去30年間，港人的生育數字持續下降外，港人心目中的理想子女數目亦明顯減少，想生2名子女的由92年時的5成9，跌至07年的不足5成；反之，想生1名的則由1成1，增加至2成6。調查發現，近8成1受訪者表示不想生育或再生育。家計會歸納指，「養孩子的經濟負擔重」、「已有足夠的孩子數目」及「年紀大」成為港婦女3大「不生理由」。
養兒至大學畢業需244萬
一位從事會計工作的家長曾在博客中，計算過一個家庭從妻子懷孕開始至供養孩子到大學畢業，共需要的花費。他假設兩夫婦同時工作，中等入息，聘用一名外傭照顧孩子至11歲，孩子19歲被送國外留學，到21歲大學畢業，家庭用於這名孩子身上的生活、教育及其他費用共計約為244萬港元。即有意要生育一名子女，便需要做好未來20年每年承擔11萬元的心理準備。當中還未計算物價上漲、教育、娛樂等方面的消費增加。單這一筆粗略的「生仔賬」，或許已足夠讓香港女性在生育子女的人生大計上「三思而後行」了。
職場女性無暇生育
今時今日，女性在教育程度、收入及社會地位上都在不斷提升，在知識學習及才能的展示方面亦不遜色於男性。女人本身存在細心、捱得、溝通能力及表達能力強等優點，很多僱主喜歡僱用女性，女行政人員的數目亦愈來愈多。在香港，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及奧運金牌選手李麗珊等都被看作新時代下的女性楷模。然而，在家庭及子女養育上，女性究竟需要承擔多大的責任，及具備多少自我權利，一直是充滿爭議，其中兩種最對立的議論包括：
1.女權主義者將自己的生育權視為是純粹的個人選擇，尤其是崇尚西方文化的香港女性，她們強調，生育權應該包括婦女擁有「支配自己身體」的權利。
2.著眼於整個社會生產力的人卻爭辯，女權主義者在爭取平等地位的同時，忽略了她們傳宗接代的天職，「她們有了自己的事業，很多人傾向不生小孩，出生率低對整個社會的發展並非一件好事！」生育率低令社會人口老化提前發生，隨之生產力亦將因此而變弱。
在現實中的top sales、中層管理的確有越來越多女性，但高層管理者、政府高官至今仍是男士天下。有人提出，這除了歷史因素外，也因為不少女性一旦懷孕生孩子，權衡輕重後她們多會選擇家庭，令事業未能更上一層樓，基於這個情況，有心追求事業的女性都會減少或放棄生育，造成生育率下降。
男主內女主外未成主流
有趣的是，如今周末逛街會遇見愈來愈多的男士帶著孩子上街，亦有男性在家中會為孩子換尿布甚至所有家務重擔「一手包辦」，這些都是30年前鮮見發生的事，「男主內，女主外」的文化似乎漸漸「萌芽」。從女性角度看，若丈夫能分擔更多照顧家庭及孩子的責任，她們便能更專注於事業上，正因如此，男性如何自處、如何面對負責照顧孩子的「現代父親」角色，也成為了鼓勵生育的因素。不過在香港社會，這現象始終仍是少數，未有成為主流。
沙士期間 出生率跌9%
數十年前，當香港經濟尚未發展時，生育對父母來說是一個「希望」，他們並不介意與子女一起捱，憑藉努力以改善生活，所以貧困人家仍然子女成群，也方便兄弟姊妹間互相照應。不過時移世易，在社會趨向發展成熟時，經濟轉差已成了生育率的壓制因素，如上文所述，生育所涉開支龐大，特別是在不景氣時更或成了生活的「負擔」。
2003年，香港經歷沙士，經濟陷入低谷，那對出生率的影響非常明顯。在該年7月1日至翌年6月30日為止，全港只有4.45萬人出生，比起之前一年同一時期急跌近9%。現時香港受金融海嘯影響，市場人士已預期，失業率將再攀升，對銀行、會計及法律諮詢等行業衝擊尤其大，這些行業中不乏新婚及具生育能力的年輕人，所以可以預期，類似沙士後的生育低潮會再現。
料金融海嘯令生育現低潮
事實上，近日已有媒體報道，因經濟回落引致了愈來愈多的夫妻拗撬，未來半年亦有可能觸發新一輪的離婚潮。丈夫擔心「飯碗不保」，妻子又憂慮「無錢開飯」，逆流而上、願意在經濟不景氣的狀態下「造人」的夫妻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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