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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 行政長官
我希望我們現時的工作可以保持勢頭，各國政府繼續刺激本土經濟，保持資金全球流通；也希望各國政府繼續通過20國集團峰會、世貿和亞太經合組織等論壇合力行動，尋求全球的解決方案；更希望各國政府最終明白，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正是要提醒我們必須改革全球金融系統，可惜我們當時錯失良機。這次，我們必須糾正錯誤，優化全球經濟一體化，加強世界各地人民的緊密聯繫。
我想談談，要消除長期而痛苦的全球衰退威脅，世界各地政府必須避免墮進的五種危險。上周末剛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以及我今天與各界人士會面時，都曾討論其中的一些危險。我在本周稍後的秘魯利馬亞太經合組織經濟領導人會議上，也會再次談及這些議題。
各國須攜手合作 應對危機
第一種危險是單獨行動，各自執行。這次的全球危機規模龐大，各個經濟體所承受的影響不盡相同，也沒有一套通行各國的解決辦法。每個經濟體都必須迅速果斷行動，處理本身的問題，例如資金損失、流動資金短缺、銀行無力償債、按揭違約、企業倒閉、利息高企、失業情況惡化等。有些經濟體已注資銀行體系；有些把銀行國有化；許多更為銀行存款作出擔保，以保銀行體系穩定明朗；有些則為工商企業提供貸款計劃。
同時，我們在本土採取的措施，都會即時影響其他經濟體。
這次的金融危機可以證明一點，就是世界從未這樣緊密相連。這樣的聯繫再沒有政治界限，卻只會變得日益深切牢固，環環相扣。因此，各地政府必須確保一切計劃都先經協調才出台，以免為其他市場帶來不明朗，並引發餘波回響。舉例來說，許多政府提出時限擔保，以保障銀行存款和貸款。政府一旦撤銷這些擔保，都必須先與各地協調，以免造成各地之間不穩定的資金流動。我們必須保持緊密溝通。上周末剛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正正回應了這一點。
第二種危險是忽視訂定政府退出市場的策略。這關乎各國為穩定國家金融系統和全球金融機構而採取的種種措施。簡單來說，就是指運用納稅人金錢，採取非持續而特殊的公共政策，使金融機構和企業不致倒閉。
在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中，我們察覺，非常時期必須採取非常措施。以香港來說，政府購入恆生指數所有成份股，以抵禦國際炒家聯手有組織地衝擊香港的聯匯制度和股票市場。當時，各界對我們的行動褒貶不一，有理解也有不信任；有認同也有不滿；有相信行動可奏效，也有冷嘲熱諷。
我想，較公平的說法是，對於我們的理據和動機，許多論者初時都抱懷疑態度。我們表示會做的——其後也的確付諸實行——就是制訂一套方法，逐步而有序地退出這些投資，以免干擾市場的正常運作。
我相信這次也應該採用同一做法，只是規模擴大至全球。各地政府開始減持這些非常投資時，必須以全然公開透明的方式進行。緊接我剛才所談的第一點——把這些投資轉回市場時，政府、中央銀行和市場監管機構之間必須好好協調，加強披露。香港當然在這方面有許多經驗可以分享。
第三種危險是政府因全球經濟放緩而縮減公共開支。上星期，中國公布了未來兩年的龐大刺激經濟方案，數額達5,860億美元。這筆款項將用於多項措施，由減稅以至道路、鐵路、機場等國家基建計劃，以及四川地震災後重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方案不但影響中國經濟，更因擴大需求而影響全球經濟。香港和其他經濟體當然也會藉著貨物、服務和原材料出口，受惠於方案。此外，香港以及其他政府都公布了一些刺激經濟措施。
增加政府開支 推動經濟運轉
我們要強調的信息，就是各個經濟體不論大小，都可以透過本土開支計劃，協助紓緩這次全球危機。現在不是政府削減開支的時候，也許反而應該加快開支，以期在這私人投資和興建計劃可能會持續嚴重收縮的時期，協助本土經濟繼續運轉。
政府開支計劃可以在社會最需要的時刻，把公帑用於創造職位和擴大貨物和服務需求。創造職位也可減輕福利負擔，而各項計劃無疑也會對整個社會帶來正面而長遠的益處。
現在說到第四種危險，就是保護主義情緒帶來的拒絕開放市場。經濟衰退在即，企業倒閉潮出現，市民減少消費，失業情況隨而迅速惡化。在這情況下，保護主義情緒難免加劇，影響本土政治形勢。我希望各地政府不會以這次危機作為方便藉口，拒絕實現進一步推動國際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的承諾。各地政府難免面對保障本土工業和勞工市場的訴求，但我促請各位切勿採取急於求成的手法應對。
更開放自由的貿易和投資制度有利全球，亞洲地區因自由貿易而獲益者尤多。香港自然是明證之一，而中國大陸、台灣、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以至近期的越南，都在受惠之列。
這前景不明朗的日子，正好為世界各地政府提供難得機會，藉以締造明朗前景，顯示更大決心深化經濟上的開放合作，而不是往後倒退。
我希望各大經濟體此刻可以攜手合作，使世貿多哈回合達至圓滿結果。我們曾主辦二零零五年的部長級會議，對行動進展的再三拖延自有深切體會。
香港在七月世貿部長級會議中擔當了積極角色。我們自當繼續推動這次會議所取得的進展。我們定必全力促成目光遠大而可平衡各方利益的結果，這樣會對多邊貿易制度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對各方都帶來長遠利益。舉例來說，多哈回合如取得圓滿成果，可以使我們目前支付的進口關稅減半，節省約1,500億美元。世界銀行已作出估計，到二零一五年，全球自由貿易每年可帶來收益2,900億至4,600億美元。因此，不論是已發展和發展中經濟體，都可以從中分享十分實質而具體的益處。
第五種也是最後要談的一種危險，就是金融危機引發的過度規管。20國集團峰會既正確地強調必須加強妥善規管，但同時沒有忘記過度規管的危險，以免窒礙金融創新和損害經濟增長。我們面前的挑戰，是要使規管機制更能在經濟周期中發揮效用。歷史證明，市場容易矯枉過正，我們必須避免在規管工作上重蹈這種覆轍。我們的規管機制必須與時俱進、先知先覺，而不能落後於市場形勢。
建立規管機制 完善金融市場
金融服務全球化凸顯了緊密經濟融合的負面結果，就是一旦出了問題，便會迅速蔓延而席捲全球。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套更好的系統，作更有效的風險管理，提出更早的預警報告，以及具備更適當的應對機制。全球各國更須通力合作，協調行動。
在倫敦、香港和紐約這樣的城市，金融服務業必會創新發展，當中也不免面對風險。這也是我們陷入目前困境的因由。我們要做的，當然是堵塞導致這困境的漏洞。我們也要建立規管機制，使既能充分保障投資者，也能應對其他市場的震盪。我們的規管機制不該窒礙或扼殺金融市場的發展，更不該損害企業的融資和信貸能力。
先進經濟體明年很可能面對經濟衰退。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首次。全世界都已受金融海嘯衝擊，目前卻還未能確定真正的破壞程度。也就是說，我們還不清楚重建工作需要多大規模、全球金融結構根基受損程度如何，以及隨後的經濟痛楚會有多深。
不過，我們清楚知道全球必須同心合力，重新建立並優化更新金融系統。倫敦和香港作為全球金融體系的主要連繫點，當然肩負重任，也可以分享經驗。我們必須好好協調行動，積極溝通；我們必須訂立政府退出投資金融資產的策略；我們必須著力推展公共開支計劃，並認真考慮可否擴大規模，特別是基礎建設方面；我們必須全力推動可深化和拓寬經濟合作的全球貿易洽談；我們也必須確保新的規管機制可提升全球市場效率、透明度和安全度，又不致增添融資難度或窒礙市場創新。
(本文為行政長官曾蔭權在倫敦出席香港貿易發展局周年晚宴時的致辭內容摘要，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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