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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年反思
■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中國改革開放的彼岸，應是全面建立以市場經濟為主導，以憲政和法治為依歸的現代國家。要做到這一步是否還需要30年，抑或更長的時間？無論如何，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這一點應當引起人們的思考。
再過一個月，就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年的紀念日子。30年前，正是這次中共全會，結束了文革路線，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進程。30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是顯見的；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完全不可想像，如果沒有這30年的改革開放，他們的個人幸福和家庭命運將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從宏觀上看，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有三個問題不容迴避：一、改革開放對中國而言，意味著什麼？二、30年改革開放，到底做了些什麼？三、中國改革的彼岸到底在哪裡？
中國第二次現代化努力
就上述第一個問題而言，粗淺的回答是，改革開放是對文革的撥亂反正，30年的改革帶來了中國的崛起之路展開。然而，從更深的層面看，筆者之前曾有評論，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不但是對中國文革十年的撥亂反正，而且是中國近代史上自洋務運動後的第二次現代化嘗試。總結3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不但要考慮中國現實政治的情況，而且要將其放到中國近代爭取民族現代化的努力上一同考察，人們才能對今天的問題和未來的使命有更為清醒的認識。
1840和1850年代，中國和日本同時在西方船堅炮利之下被迫打開國門，日本開啟明治維新的同時，中國也開始了洋務運動；然而，明治維新為日本帶來了物質層面的現代化，而洋務運動卻在中國以全面失敗告終，其間的教訓十分深刻，也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百多年來苦苦思索的問題。爾後，中國經過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清末新政，始終無法進入現代化國家之列。究其原因，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哲學之下，中國未能達成現代憲政立國的目標，以及未能建立一套符合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管理和制度，並繼而完成民族精神世界的成熟，此實為罪魁禍首。
當然，今天的中國在國力和國際地位上已非百年前所能相比，但談到發展硬件和軟件上遇到的困惑，就其本質而言，百年前的教訓仍未過時。因此，為了中國未來無數個30年，今天的中國應當有勇氣直面30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和瓶頸，並思考解決之道。
改革的艱難與困惑
30年改革開放，中國到底做了些什麼？歸納起來，中國30年來一直在尋求現代化模式的探索，其中既包括經濟模式，也包括政治模式，近年又包括了生態模式，亦即處理發展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係。正是這三大模式（尤其是經濟和政治模式）的探索，使中國在改革的道路上步履維艱，而其間的種種深層原因也再次折射了中國百年現代化道路的一貫困惑。
就經濟模式而言，30年來，中國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每一步都伴隨意識形態爭論和多種磨難。但憑藉最高層的力排眾議，每一步都能化險為夷，向前推進。撇開其間經濟模式探索遭遇到的政治模式的阻力，僅就經濟模式本身而言，除了八十年代因「雙軌制」等改革而引起的官倒外，九十年代末以後因市場化改革而引發的「三座大山」（即醫療、教育、住房），更是成為改革向何處去爭論的導火線。30年來，中國經濟改革曾多次引發爭論，除了1979年和1992年的方向爭論外，2004年以後的第三次改革大爭論，更是將矛頭直指30年改革開放，也由此凸顯改革走到十字路口的困惑和艱難。
這些困惑和艱難歸納起來，就是中國民間的通俗說法：不改革等死，改革死得更快。其背後深層的原因，既有市場化改革自然的艱難，也有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政治和權力的日趨緊密的結合，亦即被一些學者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的現象。在這樣的背景下，各種不同利益訴求和意識形態的人們，在改革的大爭論中交織在一起：如果說，因市場化偏向而出現的弱勢群體受到忽視，導致一些極左勢力借此全盤否定30年改革開放，那麼在反對繼續改革的人群中，則不但聚集了極左勢力和弱勢群體，同時也聚集了在改革中受益於「權貴資本主義」的既得利益集團。
因此，明知中國現有的問題只有通過繼續改革才能解決，但繼續改革的道路卻顯得較開啟改革更為步履維艱。解放思想和政治體制改革，成了一個什麼都可以往裡裝的籃子，但內涵卻眾說紛紜，距離其真諦相差甚遠。
改革彼岸：市場經濟、憲政和法治
經濟模式探索已經如此艱難，政治模式的艱難就更可想而知。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八十年代末以後，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探索停止了，或至少是步子放慢和更謹慎了。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步伐卻如脫𢙨的野馬，一發而不可收拾。一如雙腳在不斷長大，而原有的鞋子則依然不變，每天都在前進過程中產生痛楚；更重要的是，九十年代以後，原來的鞋匠不見蹤影了。
改革開放30年，成就是巨大的，所有的問題都是前進過程中的矛盾。但這些矛盾的嚴峻性卻不容低估。如何在穩健和可操作的情況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權力徹底退出微觀經濟，同時從根本上樹立憲政和法治的權威，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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