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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越明
毛澤東1957年7月7日在滬上會見文藝界人士時，與翻譯家羅稷南有關魯迅的一段假設性問答，這幾年來成為報刊上的一個話題，引出各種各樣的理解，有心人亦做了不少文章。其中之一，是9月29日山海夫先生發表於「文匯園」的《被仇視的魯迅》。該文先是引用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的描述：針對羅提出的「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澤東「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裡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作者隨後議論道：「我曾好長時間回味這段話，想想毛澤東生前那麼熱愛、敬重、頌揚魯迅，怎會說出這樣的話？」並表示「我是不相信有這樣的話和這樣的情節的。」自然，這是為文章最後的結論所做的鋪墊。
說起來，毛、羅的這段簡短對話，周海嬰不是獲悉於當事人，而是由羅的學生賀聖謨告知，而賀也是在羅的晚年聽他談起。周的書出版後，賀撰文複述羅當年的原話是：「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請一些人座談。會上我問毛主席，要是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麼樣？毛主席回答說，無非是兩種可能，要麼是進了監獄，要麼是顧全大局，不說話。」文中還糾正了周著關於這一情節的不確之處。接著，女作家黃宗英出面為此事旁證，場景加內心，寫得繪聲繪色，自然更為生動而傳神。
可以肯定，儘管周、賀、黃敘述此事時用詞不同，且稍有出入，但這段對話確實存在。不僅存在，毛澤東其時其境所表述的觀點，與他有關魯迅尤其是帶有那種「假設」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不妨讀一下同年3月8日他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的話：「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麼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監獄，殺頭，受冤枉。我沒有討過飯。要革命，不準備殺頭是不行的。被敵人殺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錯殺了就很不好，所以我們黨內有一條：一個不殺。但是坐監獄、受點整也難說。」
再讀一下兩天後亦即3月10日他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中的話：「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監獄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又是兩天後，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再一次談到魯迅，也談到了「敢不敢寫」的問題。
在一個短時期內，毛澤東接二連三地談論魯迅，推崇之切、評價之高，顯然是將他作為榜樣，號召黨內幹部和黨外知識分子學習。並且，這些有關魯迅的談話，實際上已經涉及到「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麼樣？」的問題，也給出了若干種可能性的解答。綜合起來，他認為：一、魯迅「更多的可能」還是會寫，而且是寫雜文；二、魯迅有可能當文聯主席，必定會發表自己的意見；三、魯迅不怕挨整，也就是不怕坐監獄和殺頭，因為他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當然，這是從鼓勵人們解放思想、暢所欲言這個角度立論的。這些較為完整和系統的想法，闡述於與羅稷南對話之前幾個月，不是能使人更充分地理解毛澤東對羅「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這個問題的解答麼？所謂「關在牢裡」或是「進了監獄」的說法，無非是「要革命，不準備殺頭是不行的。被敵人殺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錯殺了就很不好，所以我們黨內有一條：一個不殺。但是坐監獄、受點整也難說」的另一種簡捷的表述，以此反襯魯迅的「敢寫」和「不怕」。
然而，因為讀到了黃宗英的旁證，山海夫先生對毛、羅對話從原先的不信到「沒有理由不信」，於是頗為激動地下結論：「這就讓我們明白，魯迅是民族的！不是哪一個政治團體可以隨便佔有的。表面上讚揚，骨子裡照樣仇恨。魯迅因他的雜文，在當時就有殺身之禍……誰在那個位子上，誰就會對著魯迅這枝筆不舒服，由一個對魯迅的讚美者變成仇視者，這並沒有不好理解的。」
其實，即便賀聖謨之轉述能準確表達羅稷南的回憶，再加上黃宗英的旁證，畢竟歷時久遠，是否就能證明毛澤東的回答只有那樣簡單的一句話呢？退一步講，如果只有那一句話，倒可以假設毛澤東認為在座都是上海文藝界頭面人物，應該是聽過他3月裡那幾次報告的，如黃宗英之夫婿趙丹；至少也聽過報告的傳達，如黃宗英本人。故而，只作簡單的回答，也能獲得正確的理解。平心而論，那樣的場合，並不適合長篇大論回答提問，更不會重複若干時日前的同樣論述。至於作者竟能從那簡單的回答中，引申出類似毛澤東仇視魯迅的意味，是「由一個對魯迅的讚美者變成仇視者」，那真是粗陋輕率得讓人「不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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