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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經過約11年半的實踐，「一國兩制」已經走到了如斯境地——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已不可逆轉，但是，香港與國家主體的政治關係卻明顯脫節。不從全局角度來觀察和思考香港行政與立法關係、各政治派別關係，不僅不可能構建有效而穩定的管治和施政，而且將愈益拖累香港與國家主體的經濟聯繫。
2008年11月4日，我在本欄發表《思想因時巨變》，指出：當前全球結構性巨變觸發人類思想領域深刻反思，香港不僅不可能不參與其間，而且，香港正在探索的「一國兩制」是當代人類具特殊意義的嘗試，「因此，在香港，思想因時巨變還包括對於『一國兩制』新的理解。」那篇文章引證了2008年10月20日至27日在香港若干中文報章上發表的若干評論，指出，其中，除一篇分析了「一國兩制」的制度性問題並提供作者及其同道者的解決方案，其他文章最多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一國兩制」的內在矛盾。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基本方針，就原則而言固然是高度概括的，但在實踐過程中卻不可避免會衍生或遇到各種各樣具體問題，必須把基本方針與實際情況相結合來妥善處理。
「一國兩制」的原則與實踐
2008年11月26日《明報》A30「觀點」版發表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的題為《人頭必須落地？》的文章，其中，就談到當前實踐「一國兩制」的其中兩個具體問題。
一是需要重新確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要在干預與不干預之間取得清晰的走向，且不能權宜，否則就難以當一個又得保證就業及中小企發展、又能維持民生的政府。」張炳良問：「這樣的一個有為政府必然會擴大財政及權能，並需設立各樣干預及監管的工具與機構。社會上有這樣的準備及共識嗎？」
第二個問題是：「一個發展主導型的政府執行力要強、政治能量要高，單靠行政不成。」張炳良批評，目前香港立法會所謂「保皇派」與「反對派」分野已成虛妄；他主張「政府愈早走出上述分野，務實地進行各黨各派之間『等距』協調與游說愈好，並尋求建立行政立法共責共活的新文化。」
這兩個問題，第二個是關於香港政治，第一個雖然是關於香港經濟，但是，涉及如何對待九七前約30年香港經濟取得顯著成就的歷史經驗以及相應的制度和機制，故亦帶有政治意義。
第二個問題完全是政治的，所以，直接關乎如何理解和實踐「一國兩制」。回答這一個問題，實際上需要回答三個更具體的問題：（1）為何所謂「保皇派」不「保皇」了？（2）所謂「反對派」究竟反對什麼？（3）特區政府能否或如何在各黨各派之間「等距」協調與游說？深入分析這三個問題，就會明白香港政治決不如有些人設想的那麼簡單，根本不可能按有些人希望的方向和目標演變。
「一國兩制」的困難在於：從1984年以來，香港政治體制處於兩個同時發生而相互糾纏的轉變——由英國管治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轉變和殖民體制向現代民主政制轉變，而這兩個轉變在方向和途徑上一直存在著分歧，即：發展民主政制長期被當作「拒中抗共」的手段。這是導致香港政治今日困局的根本原因，同時，香港缺乏成熟的政治人才也是不可低估的一個重要原因。
香港政局受制於國際政治形勢
如果長期與國家執政黨和中央政府對立甚至對抗的香港若干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具有成熟的政治才幹，那麼，2005年下半年應當是一個他們必須把握也能夠把握的機會。如果當時香港政治呈現一定程度和解，那麼，嗣後就很可能朝著有些人所希望的方向和目標繼續演變。
只要仔細觀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形勢起伏，就不難察覺它是一直受著中國與若干發達國家的關係亦即國際政治形勢所制約。在這一點上，古人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是不適合的，香港政治的局中人是深明就裡的。
經過約11年半的實踐，「一國兩制」已經走到了如斯境地——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已不可逆轉，但是，香港與國家主體的政治關係卻明顯與之脫節。不從這樣的全局角度來觀察和思考香港行政與立法關係、各政治派別關係，不僅不可能構建香港內部有效而穩定的管治和施政，而且將愈益拖累香港與國家主體的經濟聯繫。
能不能與時俱進地調整關於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傳統思維以及相應的制度、機制，在相當程度上，與能否妥善處理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關係跟香港與國家主體政治關係脫節相關。道理很簡單，對待國家主體政治的態度是與對待九七前香港經驗的態度糾纏在一起的。以「刻舟求劍」的方式企圖重演香港歷史上的輝煌，必定是「水中撈月」。
香港是到了轉變思想，與時俱進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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