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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帆
幾年前讀李澤厚《美的歷程》時，雖然對中國的思想和藝術史幾乎無所了解，卻單純地感覺若把此書當作故事來讀也是種享受了，作者看似隨意的筆觸，通過個性的理解把中國古代藝術的發展過程拉了一遍，洋洋灑灑，才情橫溢。而更使我佩服的是書中每一章節的標題，作者抓住該時代美與藝術的特徵，將之通通歸納為一個四字成語，不但統一了結構，更給讀者一個大概的印象，而當你讀完後反觀此標題，方才發覺標題之妙可謂字字珠璣。
其中，關於魏晉時代的部分，李澤厚選擇了「風度」一詞，在他的題解中，「風度」主要指所謂文的自覺。在文學上，以曹丕為代表的建安文學承襲了兩漢時期「賦」的風格，用帶韻腳的句式和排比的寫法來形成鋪陳寫物的效果，有人說是「不歌而誦」，總之，在「賦」的審美中，誇張的想像和華麗的辭藻是它的專署標籤，比如在司馬相如的作品中就有「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的詩句，他用鳳和凰來比喻自己對妻子的思念，在古代傳說中，「鳳凰」實際上是一種神鳥的名稱，雄的叫鳳、雌的叫凰，所以有「鳳求凰」的說法，而這個解釋據說也只是「鳳凰」在該句子當中的一層隱喻而已。舉這樣的一個例子在於說明漢賦在創作中那種上天入地般的聯想空間。在這樣的文字當中，文人已然是一個自由個體，面對歷史和神話進行著天才般的直觀和思索。於是，人們往往認為，漢賦和楚辭是分不開的，它們共同皈依在自由的想像力中，進行著激烈的讚美和追問，也共同組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浪漫主義高潮。但是，這個浪漫就是完美的嗎？賦的謳歌式寫作使其難免論事空泛的形式主義缺陷，正如西晉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說的：「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這句話，在批評漢賦的同時，更提出了寫文章時「理」與「情」的矛盾關係，並間接提出了解決的方法，就是「喻情於理」，好文章要有文采但又要具有一定的思辨性，我想這應該就是「文的自覺」的初衷吧？
在玄學的影響下，後來的「魏晉風度」卻又走向了思辨的極端，也就是我們熟悉的「清談」之風，隨之產生了許多名士，他們湊在一起，高談闊論，內容主要是玄學思想，據說他們手拿一隻麈尾，就是一種用獸毛作成，用來撣灰的物件，類似於今天的雞毛撣子，這是清談的標誌。而當時東晉的望族王導和謝安的府宅就經常聚集著這樣的名士，唐代劉禹錫有一首詩這樣寫：「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詩名叫做「烏衣巷」，一首感悟前朝的詩，今天已經成為膾炙人口的作品，也使得王、謝故居這條緊挨秦淮河的小巷以「烏衣」之名而成為南京盛景。我想，從後兩句的「堂前燕」和「百姓家」的比對中也可以看出些門道來，比如清談之風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在詩意的氛圍裡，王謝堂前的燕子似乎依賴於高門深院那狹窄的巷道，那裡有假山和琴聲，也有翠綠的竹子，為它們提供了一個棲息之所，可以安靜地作窩，遠離外面的喧鬧。把它轉移到人的視角中，不難看出當時名士們思辨的清談也僅限於他們這個群體中：出身優裕、有良好的學識和修養，卻並沒有形成廣泛的大眾基礎。
當然，說這樣話的時候不能夠忽略當時的情況：頻繁的戰亂使國家政權軟弱不堪。如果站在一個較高的層次考查魏晉美學的功績，是否可以說玄學的產生就是要破除為文而文的創作模式，通過否定漢賦的虛假修辭來達到高度的自覺與自由？這一點確實是值得肯定的。單從藝術上來說：嵇康的聲無哀樂論、顧愷之的傳神寫照以及後來謝赫的「六法」等美學命題對後來的藝術創作起到了無比重要的指導作用，甚至可以說，沒有魏晉美學，就沒有宋元山水和文人畫的輝煌，也沒有王維的詩歌了。但是，文人的自由依然不是完全的自由，當志趣和情思只是少數人陶冶性情甚至是打發時間時的裝飾時，他們與大眾之間的牆依然豎立在那裡，當一些名士佩帶蘭草以示高潔，閉門謝客只為潔癖，舉止誇張凸顯個性時，清談和思辨也被理解為一種矯揉造作的行為了。就像劉伶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褲衣。諸君何為入我褲中？」後人讀來，豈不可笑？試想，這樣一群人的思想又怎能得到普通群眾的認可和理解呢？往後一步說，又怎能在文的自覺中實現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和國家呢？
離開烏衣巷時我記得已經接近黃昏，我緩慢地走著，一天逛了很多地方難免疲憊。我身邊不時穿過許多人，有居民也有遊客，他們嘈雜地說笑著，一幅很生活的畫面使得王謝故居略顯冷清，但我卻感到一種實在的美，這美不是文人心中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迷局；而是一群人，他們在歷史與現實中穿行，很隨意，很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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