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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在劇評路上—大專學生劇評寫作導領計劃2008 新進劇評人作品選登
文：陳鈞至
港大畢業，期間搞劇社度日。
今於演藝學院及大小劇場、書籍中尋尋覓覓。
進念的歷史劇場，不是第一次，相信亦不是最後一次。
同樣是敘述歷史，《上帝來到中國》採用了很多不同的敘述方法：有講述，可分兩個層次，即以敘述者的身份講述（如楊教授），及以人物的身份講述（如王韜）；有演繹，直接以角色的身份演繹（如王韜）、以敘述者的身份再演繹（如Indiana Yeung演廣播劇）；最後的方法是呈現，例子有唱歌及動畫等。從這些角度看來，再加上有趣的片頭動畫，《上帝來到中國》的確是一個多彩多姿的演出。
可是，《上帝來到中國》不能令我滿足。
由於編導運用了不同的敘述及表現手法，我們可能認為，作品的段落與段落之間、人物與人物之間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因為敘述的主體在不停轉變。可是，Voice Over的運用，使這些不同手法的可能性被抹殺掉，使表演的格式和中小學的教育電視非常相似。雖然編導有意諷刺香港的歷史教育，以致楊教授稱讚學生的「教科書讀得很好」；但運用教育電視的手法，到底是認同它的成效，抑或是一種反諷？若果是認同教育電視的成效，所以挪用於劇場，那是否自相矛盾：一方面批評現有制度的單向性，而另一方面自己又同樣單向地把史料灌輸給觀眾。若果整個演出其實是一個反諷，那我們應否相信當中的史料以至觀點呢？整個演出是否仍成立呢？
構成《上帝來到中國》單向灌輸的更致命原因，是編導隱藏了自身的主觀性。這一點從Voice Over的運用清晰可見，那一把全能全知的聲音代表了編導的位置，將演出的其他元素壓制。
無論從「導演的話」中，抑或劇終時司徒雷登期望的「中肯的評價」，我們不難發現《上帝來到中國》的創作目的之一是引起社會對這段歷史的討論。到底編導期待的是怎樣的討論呢？是就劇中提出的史料進行討論？那麼觀眾到底吸收了幾多？他們又可以甚麼形式繼續討論呢？若果以Voice Over等手段去敘述歷史是為了方便觀眾理解，那觀眾有必要在短短數小時中完全理解該段歷史嗎？抑或編導應「拋磚引玉」，提出具爭議性的話題，再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呢？那麼他們還需要「客觀地」講述那些史料嗎？劇場這媒介適合討論歷史嗎？進念這一次用劇場說歷史用對了嗎？
認識歷史是好的，我相當感謝製作團隊為我帶來的史料。我亦明白，今時今日中國在世界舞台的地位漸高，故此去認識歷史、認識國際友好對中國發展的貢獻，讓自己謙虛一點，也是重要。可是，知道這些國際友好仙逝中國而立石歌頌，又或者知道這些友好在返國後仍對中國念茲在茲，何嘗不是一種「feel good」？編導想改變社會的想法，明顯「尚未成功，仍需努力」。
我想，要去討論歷史，也有所謂逼切性的問題。曾經聽過一位長輩分享他構思的一個故事，內容關於二次大戰受害的中國人向日本索償。這個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但若要透過戲劇去呈現這個問題，就可能不止是歷史劇了。當歷史事件的影響時至今日仍然陰魂不散，那麼我們應該畫地自限，只談歷史嗎？
進念的歷史劇場若果還想繼續搞下去，亦應該拿出勇氣來。別忘了，香港的空氣仍然是自由的。 ■文章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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