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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梁小島
「知否世事常變 變幻原是永恆
此中波浪起跌 當然有幸有不幸
不必怨世事變 變幻才是永恆
經得風浪起跌 必將惡運變好運
月缺後月重圓 缺後月重圓
始終都會相對襯
人間的波折 經得起挫折
始終都會不枉此生
迎接那變幻 今生與你擁抱着永恆」
──黃霑《家變》
本屆香港亞洲電影節的「亞洲短打」單元中，《月圓月缺》（The Moon）由七位亞洲導演，共同以廣東流行歌曲《家變》的歌詞為主題，各自創作一部短片作品。這種亞洲跨地區導演合作形式，最成功的要算2002年的《三更》系列，香港、泰國和韓國的三位導演，那也是第一次，各地導演以獨立不關聯的形式一起出現，商業和藝術效果奇好。《三更》之後，又有《三更2》，除了再次凸顯文化差異之外，導演風格之強烈，隱隱然看到一點彼此較量的味道。
《月圓月缺》要溫和得多，也許因為是由藝發局資助的有限資金，少了商業上的考量和責任，這對香港獨立電影人來說，也許正是尋找新撞擊和新靈感的機會。從香港電影的侷促空間裡走出去，建構區域性的亞洲影人的網絡，這未必是這套電影的初衷，但未必不可能是香港在未來新的擔當。
從俳句到流行歌曲
七位作者之一的本地獨立導演Kenny（周嘉年）說，發起這項計劃是受到日本動畫片《冬之日》的影響。這部2003年上映的影片是根據日本著名的俳句詩人松尾芭蕉同名作品為主題，導演除了動畫大師川本喜八郎之外，他還邀請了三十五位本國及國外著名動畫家製作出三十五組作品，水墨畫、油畫、人形劇等多種表達形式匯集一堂。周嘉年就想，在香港文化裡面，有什麼是可拿來做類似的電影實驗？「廣東歌的歌詞是香港流行文化裡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這些歌詞通常都具有啟發性。」Kenny對記者說。他選中了七十年代中熱播的電視劇《家變》的同名主題歌，填詞人正是將香港歌詞帶入黃金年代的黃霑。
《家變》以月亮圓缺暗喻人世命運的變幻不定，旦夕禍福，周嘉年覺得，這個主題本身是世界性的。「我們把目光定在亞洲，一方面是出於共同文字和相近的文化傳統的考慮，除了日本，新加坡、中國內地、美國華人圈等，是完全看得明歌詞的，另一方面，也想看看大家對這首廣東歌會有什麼樣不同理解。」他找到朋友、《月》片的另一導演Hermann（何志平）共同籌備影片的召集工作。
他們讓每位導演各自挑選歌詞作為短片的主題，除了影片長度，以及故事的開頭和結尾都要出現「月亮」的鏡頭，創作的過程不會做相互的溝通和商量，只通過電郵相互溝通，為的是發揮每個人的最大想像空間。「選擇歌詞方面，我和Kenny會讓其餘四位先選，而最後的結果，也都沒有出現彼此重複的問題。」Hermann說。
歌詞的高潮 電影的高潮
如果僅僅去吟唱歌詞，未必體會到每句細微的層次，然而此次七位導演的解讀，卻打開了不同的人生面向和際遇關係。「因為歌詞始終不是在講故事，無起承轉合，我們的創作只是從歌詞的意境出發，落在哪裡，完全是每位導演的決定。」計劃參與者導演Adam（黃修平）說。他選擇了「經得起風浪起跌 必將惡運變好運」卻有一些取巧，「這句算是整首歌裡面最容易去表達的，我說的容易，是指它本身已具備故事的所有元素，開頭、情節變化和結局。」Adam曾想過很多種類型：懸疑、偵探等等，但最終還是把焦點轉移到一個單親的南亞裔家庭。他的短片《風車》講述了一位尋工未果、在家待業的父親，因為生活壓力，疏忽了對唸小學的兒子的關心，後來更因為兒子的童言無忌而發怒，導致與兒子走散，在尋找兒子的過程裡，這位父親才終於發現了親情的意義。短片的主要道具是隨風而轉的玩具風車，隱隱應和了歌詞裡「惡運」、「好運」的交替。「風車」的意向、「南亞裔」群體，原來都是導演的成長階段接觸到的真實經歷。
Kenny在他的《繼續嬉戲》裡表現了對年輕戀人玩Cosplay的興趣，一面是在對自我身份不斷的尋找和確認，一面卻渴望愛情的永恆，取的是歌詞的結尾部分，也是對「變化即永恆」的一個總結。而他更讓國語和廣東話交替出現，「也算是無意識的行為，但做完回頭再想，其實可能背後是基於對整個計劃的考慮。比如愈來愈多的內地人來香港，自然也豐富了本地的語言。」Hermann的《我們在一起》，則是來自《家變》高潮部分的歌詞，「月缺後月重圓 缺後月重圓」但他的處理是反高潮，使用了默劇的形式，講述師奶偷情，雖然最終嫁給情人卻再次落入婚姻的陷阱之中。「腦子裡反而是廣告片的形式，一段接一段，點到即止，意義卻可以是延續下去的。」
無獨有偶的呼應
短片中還有來自內地獨立導演應亮的《蝴蝶的顏色》，依舊展現了導演的基地─四川自貢的普通人家，不過這次，應亮嘗試從小朋友的友誼出發，探討友情對人生挫折的撫慰，將「人間的波折 經得起挫折」開拓了新的意義空間。日本短片《百合的聲音》導演山田雅史是七人中，唯一需要中文翻譯的亞洲導演。為此，精通日文的Hermann花了不少時間，試圖將原歌詞的意思給對方傳達得更準確。山田選擇了通過回憶、夢境和現實的交錯，以一個男人對女朋友的自白和大段鬆散、失焦的鏡頭語言，回答「不必怨世事變 變幻才是永恆」的設問。
「原來的版本是根據歌詞的順序排列七個人的作品，後來發現，電影本身可以自由製造開頭結尾和高潮，所以才是現在看到的樣子。」Kenny說。計劃從構想到拍攝製作完成，前後用了一年多時間，回頭看，導演們各自都有所得，「雖然我們的背景不同，但在完全沒有溝通的情況下，會在電影中出現一些共同的元素。比如我和Hermann都會用到電玩，Adam和應亮都拍了小朋友等等，但同時反映出來的效果又非常的多元化，不會讓觀眾感到沉悶。」Kenny說。不過令Adam稍感意外的是，大家對黃霑的歌詞扣連程度比預想的要鬆動。這也許會成為下次跨地域導演合作的經驗，但也可能剛好相反。香港電影人的角色似乎正在發生改變，在本土電影面臨創作和市場兩頭的困境時，背後透露的是一種渴望交流、尋找外部靈感甚至利用地緣交通的優勢，尋找獨立電影新出路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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