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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北京新聞中心記者 王玨
——氣候峰會前公佈碳減排40%至45%
被稱為「拯救地球最後歷史機會」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今日召開。此前，中國宣佈了碳密度減少40%至45%的中短期目標，向世界展示了對抗全球變暖的「中國決心」，為全球對抗氣候變化的行動注入了一劑「強心針」。北京專家認為，為實現這個「跳起來才能夠得着的目標」，中國或付出佔GDP1%左右的高昂代價；但與此同時，節能減排亦為中國改革帶來一個新契機，而且更可擺脫以往Mr. No(說不先生)的形象，可謂挑戰與機遇並存。
此前的9月22日，在為哥本哈根峰會預熱的紐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開幕式上，國家主席胡錦濤承諾中國將「爭取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這是中國首次承諾2020年前削減「碳密度」，被外媒視為中國積極主動應對氣候變化的最大亮點，但同時，並沒有涉及任何西方期待的量化指標。
中國減排指標標準高
多年研究國際氣候外交的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研究員張海濱對本報表示，關於量化減排指標，國內相關組織已開展了半年的論證，各方都提出基於自身研究模型與參數而得出的方案，從20%、25%，到40%都有。最後確定的40%至45%，確實是一個較高的標準，但越難才越能體現中國的誠意。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鄒驥教授擔任中國人民大學「能源與氣候經濟學項目」負責人。項目主要目的之一是根據經濟學模型和不同的情景構想研究，分析中國實現碳減排30%和50%目標所需要的增量成本，也就是經濟代價。
其團隊的研究結果顯示，如果將中國的碳減排目標設定為30%，那麼只要把現在的節能減排政策措施、現有的技術都堅持下去，不多做也不少做就可以實現；但如果設定為50%，則額外增量成本每年約需800億美元左右，佔中國GDP的1%左右。
須犧牲GDP1%作代價
「現在中國確定的目標是40%至45%，從經濟和技術可行性分析，以佔GDP1%左右的代價來實現溫室氣體減排目標。」鄒驥說，這是一個需要跳起來才能夠得着的目標，即使是40%的減排也並不是很容易實現。因為許多容易的減排都已經做到了，未來會更難。減排潛力會越來越小。但同時這是一個很有勇氣的目標，將對哥本哈根會議產生相當積極的影響。
國務院發佈該減排目標的當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亦坦陳，中國為此需要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但中國將盡最大可能，為實現可持續發展、保護全球氣候不斷做出貢獻。國際輿論認為，這反映出中國在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中的立場和政策發生顯著調整。隨着國力提升並成為全球碳排放總量最大的經濟體，中國不再單純地抵制國際減排壓力，而是以更大的氣度與行動尋求自身發展與國際義務的微妙平衡，彰顯敢於擔當的大國形象。
「氣候政策談判從1990年開始，當今中國跟那時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個時候我們一味地強調我得發展我得排放，我不能承諾，被國際氣候談判圈稱為Mr. No。從歷史的眼光看，這樣的立場一點錯誤都沒有，也符合把國家利益最大化這個目標，給國家爭取發展空間。」鄒驥說，當處在發展的早期階段，跑冒滴漏、高污染、高排放，情有可原。但是再過20年，還能這麼說嗎？中國應該要利用氣候變化這場國際博弈，促進提高中國的核心競爭力和綜合實力。
符中國戰略發展方向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研究員張海濱對此表示贊同。他說，縱觀中國在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中的立場和政策，初期以強硬為主，後來又逐漸體現出柔性合作的一面，現在則是兩面同時發力，軟的更軟，硬的更硬。
他說，所謂的軟，就是積極改變氣候談判中Mr. No形象，開始主動向外界宣傳在應對氣候變化、節能減排、新能源發展方面的工作成效，努力體現合作的誠意和責任意識。
所謂的硬，就是堅持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必須堅持在聯合國框架下，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不會在現階段承擔超越發展階段、應負責任、實際能力的義務。
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迫在眉睫，張海濱認為，中央下決心使202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是把應對氣候問題當作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抓手」，因為其符合中國國家戰略發展的方向，也就是走可持續發展、「兩型」社會（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道路。他說，節能減排是中國改革再上新征程的一個契機，如果中國抓住這個機遇，才能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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