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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邊境封鎖後，寶安縣還有4,000多畝耕地在香港新界。寶安的農民可以憑耕作證到新界耕作，早出晚歸。 網上圖片
——深圳羅湖橋見證中國變遷
由於羅湖橋所處的特殊位置，有一個鮮為人知的細節是，在當時僅有幾平方米大的羅湖口岸木板房辦公室裡，專門設置了一部電話機，可以直通當時的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的辦公室。
保護政要 空車領跑掃彈
在時任寶安縣外事辦副主任劉傑的記憶裡，從1952年開始，羅湖橋便成為中國外交工作中的重鎮。僅他參與接待的重要人物，就包括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印度副總統普拉沙德、英國工黨影子內閣首相艾德禮、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主席艾地等人。
當時的安保工作十分嚴密。這些重要人物大多不是步行過橋，而是靠鐵路的公務車推到深圳，再專車拉到廣州。事前還會安排壓道車，即先有一個火車頭拉幾節空車廂跑在前面，以試探沿途是否被放置了炸彈。
改革開放前羅湖橋就出過名。《跟蹤追擊》、《羊城暗哨》、《秘密圖紙》這幾部六七十年代的反特電影中，特務們最愛在這裡出沒。
實際上，就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裡，羅湖橋曾見證了最早的一次「改革開放」。
1951年邊境封鎖後，寶安縣還有4,000多畝耕地在香港新界。寶安縣委向省裡申請，特設了7個由木橋搭建的「耕作口」，寶安的農民可以憑耕作證到新界耕作，早出晚歸。由於港英政府不承認集體用地，那片土地的產權從一開始便流轉到了農民個人手中。
「香港像臭豆腐，聞臭吃香」
在當地，這7座搭在羅湖橋附近的木橋被老百姓稱為「小羅湖橋」。從那時起，深圳河沿岸的赤尾村、羅芳村、沙頭角村等幾個村子的村民過上了白天在資本主義地盤幹活，晚上回來過社會主義生活的日子。
根據寶安縣宣傳部原副部長廖紅雷的回憶，白天農民們過境時，會偷偷在牛耳朵裡塞上幾個雞蛋，到香港賣錢。中午在那邊的農民家裡看電視，到晚上吃飽香港的麵包再回來。
60年代初，廣東省一位副省長到黃貝嶺村視察，發現耕作口的分界鐵絲網邊上滿是煲飯的鐵煲和自行車。村裡副書記陳天樂馬上匯報說：「在香港買的東西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就放在河邊，不拿到社會主義這邊來，這樣就不會迷失方向了。」
在當時的羅湖橋畔，「靠港」是個時髦詞，任何一個農民都能講出這樣一番道理：香港就像個臭豆腐，聞著臭，但吃著香。（八之五） ■摘自《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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